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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美學的歷史地位與現實命運

發布時間:2015-12-04 14:22

  在中國當代美學中,“實踐美學”無疑是最重要的美學主張和理論之一。在這一旗號下,存在著若干個基本主張并不一致的學派。除李澤厚一派外,還有別的學派,替如蔣孔陽先生的創造論美學學派.以實踐論為哲學基礎,完全可能以不止一種的方式來展開美學的理論和體系。李澤厚的美學理論不代表“實踐美學”的全部,而只是“實踐美學”中最有影響的一家(或一派).李澤厚美學觀點的某些不足,并不等于整個“實踐美學”的不足.所以,對“實踐美學”進行批評,不能只以李澤厚一家的觀點為依據.筆者總體上贊同“實踐美學”,但是,并不完全贊同李澤厚先生的哲學、美學觀點.本文對“實踐美學”,包括李澤厚一些重要觀點的辯護,并不表明筆者對李澤厚全部觀點都贊同,主要想指出某些對“實踐美學”的批評的失誤與不當。

  讀了楊春時同志的《走向“后實踐美學”》①一文,既感到興奮,又感到困惑。興奮的是,這篇文章率先向當代中國最有影響的“實踐美學”提出了責難,發起了挑戰,并拿出了建構“超越美學”的設想與方案,作者的理論勇氣和膽識令人欽敬和佩服;困惑的是,該文許多論點似乎還缺乏深思熟慮,尤其是對于“實踐美學”的十大批評,很難令人信服。特撰本文,談談個人的看法,以求教于春時同志與同行方家。

  春時同志在文章一開始,就對中國當代美學的歷史發展作了如下的概括:“中國當代美學的發展經歷了`文革’前的`前實踐美學’階段,新時期的`實踐美學’階段,現在又進入了`后實踐美學’時期二`后實踐美學’是中國美學超越`實踐美學’、走向世界、走向現代的階段。”我覺得,這一概括不符合歷史實際。

  首先,用“前實踐美學”來概括“文革”前的中國美學,與實際不符。春時同志認為,50、60年代的美學大討論,形成了以蔡儀先生為代表的“自然派”美學和以李澤厚先生為代表的“社會派”美學“兩個主要學派”,并奠定了以后美學發展為實踐美學體系和反映論美學體系對壘的“基本格局”。這種說法問題很多.第一,05、06年代的美學大討論是在批判朱光潛先生的“唯心主義美學思想”過程中展開的,討論的中心問題是美的本質的主客觀屬性問題.由此形成了四個而不是兩個主要學派:一是以呂熒和高爾泰為代表的“主觀派”;二是以蔡儀為代表的“客觀派”(很少有人稱之為“自然派”);三是以朱光潛為代表的“主客觀統一派”;四是以李澤厚為代表的“客觀社會派”,亦稱“實踐派”。這個概括符合實際,為參加討論的各派所接受、認可。而春時同志則略去了“主觀派”與“主客觀統一派”這兩個重要學派,顯然不合歷史事實。第二,“文革”以前,中國美學界基本上是四派并立、互相批評、誰也壓不倒誰的局面,雖然其中“主觀派”影響較小、“客觀社會派”贊成者較多,但決不能據此而改變四派并立的基本格局,更不能因此就把“客觀社會派”單獨拔出來,人為地扶升到主流地位,而把整個“文革”前的中國美學概括為以一派為主的“前實踐美學”階段。第三,其實,李澤厚的“客觀社會派”美學,在06年代已基本形成實踐美學體系的理論框架。他以馬克思主義的實踐哲學為基礎和出發點,用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一哲學手稿》中的“自然的人化”說來闡釋美學的一系列基本問題。他說,馬克思關于美的規律的論述,“說明因為具有內在目的尺度的人類主體實踐能夠依照自然客觀規律來生產,于是,人類就能夠依照客觀世界本身的規律,來改造客觀世界,以滿足主觀的需要,這個改造了的世界的客觀現實存在的形式便是美,所以,是按照美的規律來造形。馬克思是從人類的基本實踐—人對自然的社會性的生產活動中來講美的規律”;他“主張從主體實踐對客體現實的能動關系去探求美的本質”,認為“美的本質必然地來自社會實踐”,“美是社會實踐的產物”,“美的本質是真與善的統一,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統一”,“就內容言,美是現實以自由形式對實踐的肯定;就形式言,美是現實肯定實踐的自由形式”;又說“自然美的本質、內容是`自然的人化’,而自然美的現象、形式都是形式美”;稍后,李澤厚還從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的滑稽、悲劇、喜劇等基本范疇;他還論述了物質生產實踐與藝術實踐的辯證關系。①李澤厚這些實踐美學基本思想在80年代初有所發展、完善和豐富,但基本思路、構架、體系沒大變化,正如他自己所說:“關于美的本質,我還是1962年《美學三題議》中的看法,沒有大變化。仍然認為美的本質和人的本質不可分割。離開人很難談什么美。我仍然認為……要從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點,從`自然的人化’中來探索美的本質和根源”。②因此,我們不能把實踐美學學派以“文革”為界截然分開為“前實踐美學”與“實踐美學”兩個階段。實際上,“實踐美學”在“文革”前已基本形成,并基本具備較完整的理論框架與體系。至于把“文革”前的四派都籠統納入“前實踐美學”這一大“口袋”中去,就更說不通了。第四,“文革”前的中國美學的確為新時期美學奠定了基本格局,但決非春時同志所說的自然派與社會派的對壘演變為實踐美學與反映論美學的對立,而是由四派并立發展為新時期的多元并立。這里需要強調指出的是,中國當代美學一開始就是多元(四派)并立的,而不只是一派壟斷或兩派對抗。這是中國當代美學的一大特點,也是中國當代人文學科發展中罕見的可喜現象。

  其次,08年代的中國美學也不能簡單地用“實踐美學時期”來概括。春時同志把新時期(08年代)美學概括為“實踐美學階段”的理由是,李、蔡兩派在新時期分別建立了較系統的實踐美學和反映論美學,而“在兩種美學思想的論爭中,實踐美學具有無可爭議的理論優勢,因而成為普遍接受的美學理論”。這同樣不符合歷史實際。第一,新時期美學在思想解放的大潮中獲得了較大的發展,特別是80年代初圍繞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一哲學手稿》的討論,使各派美學都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高爾泰發展了自己的主觀論美學,他把哲學看成以人為中心的價值體系,把美看成人的一種生命自由感,認為美的實現主要是一種個體的審美體驗,并提出了“美是自由的象征”的新命題;當有人認為主觀派美學的影響已消失時,他大聲疾呼主觀派“沒有消失”.蔡儀也參加了《手稿》的討論,但他對馬克思的《手稿》持批評態度,認為是馬克思青年時代不成熟的著作,其中歷史觀基本上還未超出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的唯心史觀,并全面批評了“實踐觀點的美學”,堅持自己的美在物的客觀屬性、美感是美在人頭腦中的反映的“反映論”美學,并重申了他05年代提出的“美的規律就是典型的規律,美的法則就是典型的法則”的“美在典型”說。朱光潛也把自己原先的“主客觀統一”說與馬克思《手稿》中的實踐觀點聯系起來,他在1908年一篇文章中說,“馬克思主義美學帶來了一個最根本的轉變,就是從單純的認識觀點轉變到實踐觀點。……馬克思主義美學卻首先從實踐觀點出發.證明了文藝活動是一種生產勞動,和物質生產勞動顯出基本一致性”,又說《手稿》克服了以往美學的片面唯心和片面唯物,“證明了心與物都不可偏廢”,他在引證了《手稿》關于音樂的美與能欣賞音樂的耳朵一段話后反問道:“照這樣看,美是一種單純的客觀存在嗎?美能離開美感而獨立嗎?想通了這個問題,過去的許多爭論就顯得很可笑了”。①李澤厚的實踐美學也在保持基本框架的前提下有了較大發展,這就是把“人化自然”分為外在自然與內在自然兩個方面的人化,且把“人化”的歷史過程,用“積淀說”加以概括,這其中吸收、改造了康德的先驗哲學與榮格的分析心理學等思想觀點;最后又把這種“人化的自然”說與中國傳統哲學、美學聯系起來,上升為新“夭人合一”說;他并把自己的美學理論稱為“主體論實踐哲學”或“人類學本體論哲學”的美學觀。由此可見,新時期美學不只是兩家美學,而是原有四派美學都有較大發展,這是50、60年代多元格局的延伸。

  第二,除了原有四派外,新時期又涌現了一些有影響的、與四派不同的美學學派或觀點,如施昌東的“美在生活”、“美是人類積極生活的顯現(形象)”說;周來祥的“美在和諧”說;還有一些同志提出的“美在積極的情感價值”說;“美在自由的顯現”說;也有人從語義學角度對美的本質作不同層次的界定;甚至有人徹底否定美本體的存在,認為“美學界都在無的放矢地侈談所謂美的本質”,是毫無意義的。②這里特別要提出的是,蔣孔陽先生以馬克思主義實踐論為基礎、以創造論為核心的審美關系說,在08年代迅速發展成熟,并與李澤厚的主體論實踐美學或人類學。

  本體論美學有了一系列明顯區分,在美學界獲得較多的肯定與支持,成為當代中國美學的新學派。在08年代中后期,一些中青年同志在吸收西方現當代美學新成果的基礎上,也提出了與原有幾派美學從思路、方法到范疇全然不同的新的美學理論構架,如系統美學、體驗美學、生命美學、接受美學、審美活動論美學、心理學美學、語言美學、符號論美學等等。美學這種多元發履的格局是客觀的歷史存在。雖然在一段時期內,對李澤厚的實踐美學贊同或部分贊同者較多,但決不能說,李派美學在多元并立的新時期美學中占有絕對的優勢,也不能認為李派美學已被“普遍接受”,因為即使在基本贊同李派美學的人中,絕大部分也有自己的理解、補充與發揮,且常常與李的具體觀點有所不同。因此,把新時期遠比50、60年代多元駁雜的美學景觀先“簡化”為李澤厚的實踐美學與蔡儀的反映論美學兩家對唱,再以李的“理論優勢”為由抽象成“實踐美學”被“普遍接受”的一統夭下,以其所謂“主流”地位來概括整個80年代中國美學,這與歷史實際相距何其遠啊,雖然時間才過去幾年而已!

  再次,春時同志把09年代中國美學概括為“后實踐美學時期”,認為這是“走向世界、走向現代的階段”。這里似乎暗示人們,“實踐美學時期”的中國美學還未走向世界;還處在“前現代”階段。對此,我仍不敢茍同。實際上,整個80年代,正是中國經濟上改革開放、文化上走向世界的重大轉折時期。就以美學來說吧,現當代西方美學眾多思潮、流派、代表人物的美學思想在結束“文革”的封閉狀態后被大量、集中地譯介進中國,并逐漸為我國美學家所消化、吸收、借鑒;在應用西方美學觀念、方法、范疇來改造、建構新的美學理論、學說的過程中,雖出現過一些生搬硬套、勉強“移植”的情況,但這種現象在吸收外來文化的開始階段是不可避免的,且越往后越減少。這一過程,可以說是中國美學迅速“走向現代”,并直接與世界美學交流、對話的過程.當然,中國當代美學在國外影響較小,但這不僅是美學,而且是整個當代中國文化向國外、特別是西方傳播的滯后現象,其原因十分復雜,此處不論。只要指出一點:中國美學決非90年代才開始、而是整個80年代就一直在“走向世界、走向現代”。再退一步說,我國50、60年代的美學亦并未遠離世界與現代,因為,當時的世界還是東西方兩大陣營,我國美學界當時的美學大討論,實際上與前蘇聯、東歐各國的哲學、美學討論似乎不謀而合,遙相呼應,后者討論中也出現自然派、社會派、實踐派等分野,這只能說明,中國美學在那時也是與世界美學的一部分同步、接軌的,僅與西方美學相隔而已。

  之所以出現上述種種不合歷史實際的判斷,我以為主要是“實踐美學”中心論在春時同志令心中作祟,員然他現在已下決心要超越“實踐美學”。他首先把08年代美學多元并立、競相開放的繁榮早面,.、為伙“篩選氣尸簡化”為兩大派;再以一派的所謂“優勢”而封立為“主流”派,實描述為一派壟斷局面,并把整個80年代中國美學用“實踐美學階段”來概括;第三步就由此立場出發往前追溯,把整個“文革”前的各派美學用“前實踐美學”的大口袋包起來;最后則向后推移,把90年代(現在與未來)的美學、包括他正準備構建的“超越美學”,都籠統稱為“后實踐美學”(與一些青年學者“后新時期”、“后現代”等說法互相呼應)。這樣做法,方便則方便矣,但卻忽視了中國當代美學多元競爭、豐富駁雜的發展態勢。

  春時同志的“實踐美學”中心論目的不在肯定“實踐美學”,而在超越“實踐美學”。強調80年代“實踐美學”的主流地位,恰恰是為了論證90年代“實踐美學”已過時,而包括其“超越美學”在內的“后實踐美學”將取而代之、成為主流的必然趨勢。所以,他從十個方面批評了“實踐美學”的“歷史局限性租理論上的不足”。但是,這些批評在我看來,絕大多數并不符合“實踐美學”的理論主張的本意,頗有一點強加于人之嫌.下面試作幾點辨析。

  由于春時同志對“實踐美學”的批評不局限于李澤厚一家,而且實際上把其他一些堅持從實踐觀點出發建構美學體系的學派、理論、觀點也都一古腦兒掃進去了,所以,我在下文中有時也要引及非李澤厚派的其他美學家的一些主張。

  首先,最根本的是,春時同志對實踐美學從理論上作了不準確的概括,從而導致他對實踐美學的一系列批評都出現偏差或無的放矢。春時同志對實踐美學的最重要概括是把“實踐”說成“實踐美學的基本范疇和邏輯起點”。我覺得,這至少是一大誤解。其實,實踐美學只是以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論作為其哲學基礎,實踐范疇只是實踐美學的哲學出發點,而非實踐美學的真正“邏輯起點”,更不是“基本范疇”了。李澤厚在談及他的主體論實踐哲學的美學觀時說過,“馬克思從勞動、實踐出發、社會生產出發,來談人的解放和自由的人,把(審美)教育建筑在這樣一個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之上。這才在根本上指出了解決間題的方向。所以馬克思主義的美學不是把意識或藝術作為出發點,而從社會實踐和`自然的人化’這個哲學問題出發”。①顯而易見,這里,“社會實踐”只是作為其美學理論的哲學基礎或哲學出發點,而非直接充當其美學的邏輯起點或基本范疇。李澤厚還說,“在我看來,自然的人化說是馬克思主義實踐哲學在美學上(實際也不只在美學上)的一種具體表達或落實.就是說,美的本質、根源來于實踐,因此才使得一些客觀事物的性能、形式具有審美性質,而最終成為審美對象.這就是主體論實踐哲學的美學觀.”②這里,實踐范疇只是作為美和審美的最終根源即哲學根源出現的,所以,李澤厚很少直接稱其美學為實踐美學,而較多地稱之為實踐哲學的美學觀或美學表達。

  朱 立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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