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巴巴彩票官网|91彩客彩票官网
歡迎來到學術參考發表網

論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自由

發布時間:2015-11-27 11:19

  作 者 顧肅,復旦大學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研究員,南京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上海 200433)

  基金項目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13JZD0017)

  自由作為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之一,已經載入中國共產黨的正式文獻中。在中共十八大報告用24個字概括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自由列于社會層面的四個核心價值之首,突出顯示其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但是,自由曾被主導意識形態多年當作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價值觀予以摒棄。直到30多年前開始反思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和全能型社會管治模式,才開始重新認識自由價值觀的重要性。新的思想啟蒙伴隨著對自由價值觀的重新審視和認識,也是對傳統自由觀的一次清理。然而,即便是在這30余年里,圍繞自由價值的爭論從未停止過。每當社會出現重要轉折的當口,需要進行政治或經濟上的變革時,自由價值觀就處在爭議的風口浪尖上,或者被一些人當作批判的靶子,或者被另外一些人重新當作思想旗幟再次舉起。今天,把自由確立為社會主義的核心價值,應當對其予以足夠的重視和理論上的支持,同時澄清關于自由的理論誤解。重新審視其思想意義和社會價值,進行創造性的轉化,仍然十分必要。

  個人的自由發展是社會自由發展的條件

  本來,自由是一個中性的概念,但由于眾多的重大政治歷史事件與這一概念相聯系,特別是歐洲針對封建專制主義的人文主義運動,法國大革命和美國獨立戰爭,等等,加上有那么多的哲學家、思想家對這一概念作了復雜多樣的詮釋,因而其中性的特征竟然不時被人們忘卻了,反而被賦予其眾多的情感和政治色彩。一些人由于政治意識形態或情勢所迫而不愿揭示自由的本來含義,環顧左右而言他,或者故意片面地詮釋自由;還有一些人在闡述有關自由的理論時,也不對這一概念作深入的考察和探究,留下一片不解的疑團。因此,這里有必要對自由價值的含義作基本的、全面的闡述。

  人們不會忘記在極左思想占主導的時代談自由色變的情形。一說到自由,就一定是資產階級的思想意識,似乎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注定了要與不自由和受奴役聯系在一起,即便提出了解放自身乃至解放全人類的宏大目標,仍然不能言說自由價值,只能談階級解放。于是,在相當一段時期內,自由只與西方、資產階級、壓迫者等概念聯系在一起。西方資本主義把自己的社會稱為“自由世界”,而把東方社會主義社會稱作消滅自由的社會。正如胡德平在《為自由鳴炮》這篇重要的啟蒙文章中所指出的:“在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中有人也作如是觀。對自由,或是噤若寒蟬不敢問津;或是囁嚅趔趄不敢越雷池一步;或是心向往之,卻把自由和‘自由世界’畫等號。筆者有感于此,愿為自由鳴放一炮,以求學術上徹底、明確地探討,并希望‘自由’二字在政治上不要永遠成為一個避諱的字眼。”[1]

  改革開放讓自由不再成為避諱,不再談自由色變,人們重新強調自由的內在價值,這是一個歷史性的進步。需要澄清多年被妖魔化了的自由價值觀。尤其是當把自由后加上主義兩字時,更成了批判的靶子。自由主義曾經是革命隊伍內部所斥責的不遵守紀律、自由散漫、自私自利、貪圖小便宜的代名詞,而這與作為政治哲學的自由主義觀念相去甚遠。自由主義政治哲學思想在西方乃至當今世界,仍然具有基本的理論內涵和大致的原則界限,與其他政治理念和思潮有著重要的區別。而這些區別不是無足輕重的,因為直接關系到基本的政治價值觀、體制構建和取向,甚至也涉及當今社會每個公民的生活方式和前景。

  對自由價值觀的批判相當程度上源自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誤讀。一些人認為,馬克思主義只重視階級意識、集體主義和群眾運動,而不會關注個人自由,因而談論個人自由只屬于資產階級的思想范疇。今天甚至還有人堅持認為,關于自由的言說歸根到底是資產階級的自由,而廣大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在存在剝削的社會是沒有自由可言的,只有各種形式的奴役。他們用錯誤的兩難推理論證明,在任何時候,有了資產階級的自由,就不可能有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自由,反之亦然。因此,所有的自由概念前面都需要加上階級或制度的限定語,純粹的抽象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基于這種認識,就從思想方法上把自己與自由價值觀對立起來。

  如果追根尋源,所謂馬克思主義者不承認個人自由的斷言并無理論上的依據。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設想了未來的理想社會,明確地指出,“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馬克思一生精力研究資本主義,研究可以取代它的社會體制。他在《資本論》中進一步重申了上述關于個人自由的觀點,指出,“每一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是比資本主義“更高級的社會形式”的“基本原則”[2]。 馬克思批評資本主義通過自由市場為人的自由發展提供了一定的條件,但人們在資本主義體制下所享有的自由還不夠,未來理想社會為人的自由發展提供了空前的實現條件,而不是相反。在未來社會中,一切人自由發展的前提條件是每個人的自由發展,個人自由在這里成了未來社會的根本目標。

  社會是由個人組成的,全社會的自由發展,離不開每個人的自由發展。個人自由與群體自由是相輔相成的,群體自由以個人自由為前提條件,群體的自由(比如國家和民族的獨立,免受外族的奴役)也在某些方面保障了個人的自由,但不能代替個人自由。很難設想,一個社會整體上是自由的,而其中的個人卻并不自由。用階級和群體的整體自由否定個人的自由,是一些人長期使用的論證手法,但由于其獨斷的性質,在邏輯上很難站住腳。另外一種習慣性的思維是,一講到自由,就必定是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有了資產階級的自由,就必定沒有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自由,似乎后者根本不稀罕也不需要自由。或者說,資產階級的自由就等于無產階級的奴役。如果從雇傭勞動受剝削者奴役的角度來考慮,這樣的說法還具有比喻上的意義。但這也不能否認在自由市場體系下的勞動者的自由選擇權,仍然比封建社會大得多,并不是更加受奴役。甚至一講到個人自由就必然是富人的自由和窮人的奴役,一個社會有剝削者的自由就沒有被剝削壓迫者的自由。而在社會主義社會,階級對立和斗爭不再是主導的社會傾向,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需要爭取和發展更多更全面的自由,而不是把自由拒之門外。過去批判資產階級不給勞動者以自由,一旦自己當家作主時,卻反而不稀罕、不需要自由了,這同樣是令人費解的。多年來把一些帶有普遍意義的價值觀念比如自由、公正、人權、民主、法治有意識地加上資產階級的限定語,實際上是把普遍價值局限于其階級屬性,而使自己置于被動的守勢,局限于特殊主義的觀念。為何不能坦蕩地說,我們所追求和捍衛的才是包括自由在內的比資產階級更加廣泛、全面和深入的價值?   個人自由的優先性并不必然排斥、否定人的社會性。人是社會的人,個人思想和行為會受集體的某些影響,但是,人的社會性與個體性并不是完全對稱的互動關系,因為社會性從根本上由個人的行動表現出來,個人的全面發展是社會的自由發展的先決條件(不能反過來說社會的自由發展是個人全面發展的條件)。正是人的社會性強調個人自由必須在經濟上得到保障,沒有經濟的自由,其他的自由權便是空洞的。因此,保護個人財產是保障個人自由的重要條件。正如洛克所反復強調的,生命、自由和財產權三者密不可分。

  澄清關于自由的幾個理論問題

  作為核心價值觀,這里所說的自由首先是政治和法律意義上的自由,這包括個人在生活、言論、結社、從事經濟和社會活動上的選擇權。自由的制度表現為開放的選擇余地,而不自由的制度則盡量限制公民個人的選擇度。自由也是哲學和審美層次上的,只是其詮釋決不限于黑格爾式的思辨,即把自由僅歸結為對必然的了解和把握。

  一、認識論的自由與政治自由的區別。長期以來,理論界把“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這個黑格爾提出并經恩格斯重新詮釋的認識論斷言,當作自由的惟一正確的定義,而忽視了自由的政治和法律的本義。就人的認識而言,自由與必然相對,人認識并把握了必然性,就獲得了自由。但是,自由還具有政治和法律的社會體制性的意義,以哲學認識論上的自由定義作為惟一正確的定義,顯然是片面的。即使是詮釋黑格爾認識論定義的恩格斯,也并沒有說這是惟一正確的自由定義。他與馬克思一直強調未來社會的個人自由之價值,這里的個人自由顯然指的是政治和法律意義上的自由。認識論的自由定義并不能涵蓋自由的所有意義。從經驗的意義上說,即使個人完全掌握了事物的全部必然性(事實上不可能),他仍然擁有選擇權;必然性其實不是一條單行線,而是多條叉路口。而在審美上的自由權則顯得更為廣泛,“情人眼里出西施”便說明了審美的主觀性的一面,盡管人們的審美存在統計的共同性,卻并不存在惟一客觀的審美結論。生活愈是多樣化,審美便愈是多元化,這就為審美自由創造了廣闊的發展余地。

  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和把握,這個認識論的定義說的是實現自由的條件,即人了解了必然即自然的規律,才能在行動上真正獲得自由。不了解自然規律的盲目行動,往往會受到自然的懲罰,也得不到實質上的自由。但是,在社會政治體制上,自由與否,并不都與對自然的規律性的認識相關。賦予個人以自由選擇的體制,可以大大促進社會的創造性和積極性,處處限制個人選擇自由的體制,則會嚴重影響社會的創新和進步。這與對自然規律的認識并無直接的聯系。

  二、自由與自由實現的能力的區別。在日常用語中,自由一詞的意義并不復雜,就是指不受限制或阻礙。說一個人是自由的,就是指他(或她)的行動和選擇不受他人行動的阻礙。這是自由一詞的本義,任何其他的意義都由此延伸而出。政治和社會理論家探討的自由是政治和其他權威限制個人行動自由的理由或限度,也就是制度層面上哪些限制個人自由的政策才是合法的、正當的。在這種意義上,不自由的例子很多,比如監禁、奴役、嚴重限制消費者的選擇自由(如商品供應方的高度壟斷)以及由懲罰支持的法律所禁止的行動,等等。由于任何社會都會存在各類限制,既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不同社會限制行動的類型、數目和程度存在著差別,但全無行動限制的社會是不存在的。有了高速公路,便會有行車速度的限制,為的是保障駕駛者和乘車者的安全。因此,政治自由需要清晰闡明,才會有感召力。另一方面,由于任何社會都存在各類行動限制,便一概抹殺政治自由與專制的界限,同樣是不可取的。因為除了一般合法的限制之外,政治自由在任何社會都存在大致可衡量的標準。

  對自由的這種理解,其要素正是個人自愿而無強制的行動,這里自然涉及自由與責任的內在聯系。古代希臘的亞里士多德即已闡釋了這兩者間的聯系,他指出:“道德依乎我們自己,過惡也是依乎我們自己。因為我們有權力去做的事,也有權力不去做。”這種“權力”就是“選擇的權力”,而“選擇可以說是一種具有欲望的理智,或者說是一種具有理智能力的欲望。作為行為的發動者的人,他使這兩種要素結合在一起”[3]。說一個人的行動是選擇的結果,就是說他在行動時能夠做出不同于他實際做的事情。這也就意味著行動者具有理性和責任能力。有了選擇的權力,人才能對自己行為的后果負道德的責任。盡管負責任的理性行動者的概念本身很難界定,但沒有這樣的概念,就無法理解自由社會的概念。

  羅爾斯斷言,自由總是可以參照三個方面的因素來解釋:自由的行動者,自由行動者所擺脫的各種限制和束縛,自由行動者自由決定去做或不做的事情。對自由的完整解釋提供了這三個方面的有關知識。因此對自由的一般描述可以具有以下形式:這個或那個人(或一些人)自由地(或不自由地)免除這種或那種限制(或一組限制)而這樣做(或不這樣做)。各種社團和自然人可能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限制的范圍包括由法律所規定的各種義務和禁令,以及來自輿論和社會壓力的強制性影響。“在這些情形中,自由是制度的某種結構,是規定各種權利和義務的某種公開的規范體系。”“當個人擺脫某些限制而做(或不做)某事,并同時受到保護而免受其他人的侵犯時,我們就可以說他們是自由地做或不做某事的。例如,如果我們設想良心自由是由法律規定的,當個人可以自由地追求道德、哲學、宗教方面的各種興趣(利益),且法律并不要求他們從事或不從事任何特殊形式的宗教或其他活動,同時其他人也有不干涉他人的法律義務時,個人就具有這種良心自由。一系列相當微妙復雜的權利和義務表現了各種具體自由的特性。”[4]

  自由與實現自由的能力是相關聯的,但還不是一回事。自由是指存在可選擇項,如果沒有選擇權,也就談不上自由,即便這種選擇權不是很大,但有選擇與毫無選擇有著明顯的區別。有些人以無限自由作為根本的要求,似乎無論是經濟社會還是政治道德的選擇,只有擁有了無窮和完美的選擇權,才是自由的,否則人們一概沒有自由。這就類似于把自由與自然能力的可能性聯系起來的謬誤。建立在現實基礎上的自由觀指出,有兩種選擇比壟斷造成的毫無選擇權存在本質的區別,不完美的選擇權盡管令人遺憾,但畢竟比毫無選擇要可取。事實上,今天在政治社會的體制上,人類還沒有完美選擇權的記錄,我們只能兩害相權取其輕,與徹底的禍害相比,選擇必要的禍害。正如羅爾斯所指出的,由于貧窮、無知和缺乏一般意義上的手段,有些人不能利用他們自己的權利和機會,這種情形有時被人們歸咎為由自由所限定的種種約束。但羅爾斯不這樣看,而寧可認為這些事情影響了自由的價值,即個人平等自由權利的價值,而不是自由本身。[5]因為自由價值在不同條件下,人們間的差別并不能否認體制上自由存在與否的根本區別,在基本自由的體制下,通過適當的補償,處于較差境況下的人們可以得到某種改善。   當然,實現自由的能力與自由的區別盡管重要,卻不是絕對的。因為有時候“沒有能力做某事”會影響當事人的選擇,今天一般人不會作是否去月球的選擇,因為實際能力達不到。一個窮人比例很高的社會,即使在法律上允許任何人都可進入豪華賓館和餐廳,在實際上也不會開放眾多的選擇余地,因為高消費標準足以嚇退絕大多數人。因此,一些福利主義者強調通過社會立法等積極措施以增加個人的選擇自由,而中產階級占多數的社會在經濟社會上的選擇余地,無疑要比兩極分化的社會大得多。但兩者的區別不會因為這種非絕對的關系而就此消失。一個窮人占多數而又不給法律上遷居、就業自由的社會有可能長期處在專制和貧困的雙重奴役之下;而一個窮人雖多,但獲得了法律上眾多選擇自由的社會有可能較快地壯大中產階級,最終導致經濟繁榮和政治民主。

  三、自由與法律。人們經常引用孟德斯鳩“自由就是做法律所允許的事情”這一著名論斷,對此卻不能照字面僵硬地理解。因為他同時還批評了封建專制的舊制度對人的自由的各種限制,他更多地論證了良法的問題,認為只有符合法的精神的統治才是合法的,法律的最終目的是保障公民的自由。因而他的上述自由論斷所說的法律指的是符合人民意愿的良法,那種專制統治者隨意推行的惡法顯然不是他的論斷所指的范圍。否則就要把孟德斯鳩理解成要求人們服從法國專制國王暴虐的法律,從而獲得自由的專制主義的御用文人。

  一方面,法律從某些方面保護公民的自由權,使得人們自由地行動;另一方面,法律又總是設置各種限制,以懲罰為后盾不允許人們做一些事情。這里似乎形成了一種悖論,但兩者具有本質的一致性。盡管個人可以選擇違反法律而自由地行動,但這樣的行動以侵犯他人的自由為代價,因而當事人受到制裁也是必然的。所以法律的最終目標是保護人們的普遍自由,而不是犧牲多數人的自由以排除對少數人的行動限制。現代法治國的法律盡管存在對個人隨意侵權行動的限制,但還有許多法律規定并不限制人的行動自由。“法無明文不為罪”的基本法治原則便是一種保障自由的原則,同樣是法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文明法律體制的懲罰與嚴刑峻法有著嚴格的區別,前者罪刑相當,后者使人動輒得咎,無所適從。生活在這兩類不同法律體制下的民眾的感覺是不一樣的。現代法治國的法律盡量消除不合理的法律限制,以使人們有更多的選擇自由。同時,還為公民以非暴力方式反抗他們認為不公正的法律留下了余地,為體制本身糾正不義之法開辟了道路。而專制法律體制則根本不具備這些可能性。因此,不應該一般地說遵守法律就是自由,而必須看法律體系的具體內容和規定。

  然而,仍然有人會說,法律的存在本身就會沖淡自由。但自由并不意味著無法無天或為所欲為,因為任何人的行動都有一個域,這個域有可能直接侵犯到他人的自由,因而觸犯了法律。在不觸犯法律的范圍內,他可以自由地選擇,因而法律也并不沖淡他的自由。正如洛克所言:“法律的目的不是否棄或限制自由,而是保護并擴大自由。”[6]洛克和哈耶克都傾向于認為,并不能說每項法律都是禍害,法律體系對于自由是必然的邏輯結果,因為自由的行動只有在已知規則的框架內才是可能的。

  總之,個人可以在良法的范圍內取得行動的自由。這里有幾層意思,一是說不帶歧視、保護公民權益的法律本身即可從制度上保障公民自由,而保護特殊人群特權的、不公正的法律則會損害公民自由。其次,在良法的范圍內,即使法律帶有限制公民某些行動的形式,但由于這種限制是為了保障普遍的公民自由,因而是對公民的小限制、大自由。此外,良法本身還為廣泛的選擇自由留有充分的余地。

  一般自由與政治自由同樣既相互聯系,又有所區別。如果沒有政治自由,包括民主參與、選舉、言論、結社、出版等等的自由,則一個人的自由是不完全的。但政治自由并不就是一切,在此之外還有廣泛的選擇領域,如出入市場交易、遷居、就業、受教育等等的自由。因此,政治自由不能代替一般自由,民主化也不能夠決定一切選擇自由,但它畢竟是一個重要的標志,民主化使得傳統的威權體制對各種自由的限制減弱,解放了人們的觀念,而代之以人民多數決定的權威,它把政治選擇權交給了民眾,因而可以促進其他領域里自由選擇的發展。

  個人自由與改革開放

  一部啟蒙思想史,就是自由價值的認識和普及的歷史。自由價值和觀念的創造性轉化,有助于民族的思想解放和復興,發揮個性自由,也關系到民族的持續振興和興旺發達。英國哲學家密爾對自由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作了系統的闡述。他不像前人那樣僅僅把個性和個人判斷的自由看作是可容忍的壞事,而是認為政治自由的真正論據是它能造就高尚類型的道德品格,并為人的道德發展留有廣闊的活動余地。因此《論自由》主要不是呼吁減少政治壓迫,或者改變政治組織,而是主張真正的社會自由,它包括:第一,意識的自由,即最廣義的良心的自由,在思想和感情方面,在實踐的和理論的方面,在科學、道德、神學和信仰等問題上的自由,發表和表達意見的自由;第二,個人志趣的自由,即自由訂定個人生活計劃,以順應自己的性格,自由照自己所喜歡的去做,實現個性的充分發展;第三,個人之間聯合的自由,如在經濟、貿易、生產、生活各方面的自愿聯合。[7]正因如此,密爾強調天才和杰出人物為社會發展作出的貢獻。“首創性是人類事務中一個有價值的因素。永遠需要有一些人不但發現新的真理,并指出曾經的真理在什么時候已不再是真理,而且在人類生活中開創一些新的做法,并樹立更開明的行為、更好的趣味和見識的榜樣。”[8]

  讓天才在思想和實踐上得到自由舒展的必要性,特別要求克服實踐上阻礙天才發展的一切障礙。所以尤其需要讓天才發揮其個性,鼓勵他們去說話和行動。“在今天這個時代,只是不愿茍同的一個榜樣,只是拒絕向習俗屈膝服從,這本身就是個貢獻。正是由于觀點的暴政已達到使怪異性成為譴責的對象,為了打破這種暴政,可取的做法是:人們應該標新立異。凡是性格力量充實的時候和地方,標新立異也充足;一個社會標新立異的數量,一般總與該社會所含有的天才、精神活力和道德勇氣的數量成正比。今天敢于標新立異的人如此之少,正是這個時代主要危險的標志。”[9]論述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的自由,不僅具有理論意義,還具有社會實踐上的重要意義。肯定并提倡自由的價值觀在政治和社會體制上的意義在于,它給人們以廣泛的選擇余地,通過尊重自由選擇以鼓勵個人創新,用以提升生產效率,讓社會財富涌動,通過促進個人的自由發展來增進人的幸福。   中國改革開放的事業,伴隨著個人自由選擇權的擴大。為自由鳴炮,實質上是為發展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鳴鑼開道。從計劃經濟回歸市場經濟,從根本上為個人從事自由創造、興辦事業和發展自由貿易創建體制的條件。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放棄階級斗爭為綱的基本政策,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就為個人自由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前景。尤其是大力提倡解放思想,克服各種教條的束縛,堅持實踐檢驗真理的標準,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動力。思想的自由為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契機。克服個人迷信意在擺脫教條的束縛,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各地創造適合自身發展的社會條件。

  極左思想的關鍵在于脫離實際,以一大二公的計劃經濟體制,希望通過計劃制訂者完滿的理性,來實現社會資源配置和生產的最佳結果。其實質是不相信個人的首創性,讓一切都通過理性的計劃者安排好,才能得到最好的結果和最大的效率。這種空想性質的制度安排在實踐中表現出了其根本的弱點。正如哈耶克所說,只有資源得到有效配置,才能提高經濟效益,促進經濟的增長;如果政府用人為的方法來配置資源,其結果只能是經濟效益的下降,經濟處于不穩定之中。當政府決定飼養多少頭豬,種植多少畝地棉花,關閉哪些煤礦以及規定燙一套衣服的價錢時,是不可能遵循什么正式的原則的。作出決定必須根據情況和權衡各方面的利益,到頭來,有的官員不得不斷定哪些利益更重要,或更值得獲取政府的照顧。決定的因素不是法律的原則,而是一些個人的意見。由于議會采取行動遲緩,手續繁瑣,不能滿足計劃化的社會的需要。因而一些人在集體主義的名義下要求行政官員不受立法的束縛,獲得更大的權力。在哈耶克看來,這是希特勒得勢的一個主要原因。因此,哈耶克提醒人們隨時注意以民族、國家或集體的名義破壞法治和個人自由的政治制度。“只有在自由主義時代,法治才被有意識地加以發展,并且是自由主義時代最偉大的成就之一,它不僅是自由的保障,而且也是自由在法律上的體現。”[10]哈耶克認為,在一個競爭性的社會中,人們的選擇自由是基于這樣的事實:如果某一個人拒絕滿足人們的愿望,那人們可以轉向另一個人。但如果人們面對一個壟斷組織,那就將唯它之命是聽。這個組織可以決定商品和勞務在各個地區和集團之間的分配,甚至也能在人們之間實現任意安排的差別待遇。

  從農村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到擴大企業自主權,推廣承包制,再到全面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讓企業根據市場的需求而不是計劃來決定生產什么和如何分配,改革開放是不斷地擴大人民經濟自由的過程。市場經濟所煥發出來的創新熱情和積極性,使中國經濟迅速地發展,在30多年的時間里成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中國進一步的持續發展遇到了很大的挑戰,其中一項重要的任務是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其實質是如何發揮自由的市場機制,克服人為的壟斷形成的障礙。正如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所指出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實質是讓市場決定資源配置,而不是政府以主觀的行政命令來干預資源配置。解決市場體系不完善,彌補市場失靈,目的是發揮個人和企業在資源配置上的自由決定權,以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目前經濟體制改革的一些具體措施,包括發展自由貿易區允許個人辦金融,允許私人企業從事軍工,等等,都是完善市場機制的重要舉措。 政府的主要職能是維護公共秩序,制定規則,而不是自己介入市場。而國有企業在一些關鍵性產業的壟斷性經營,有可能通過高額利潤而掩蓋管理和經營上的低效率,保護落后,不利于資源的有效配置。

  經濟的發展需要先進的科學技術的支持,如果沒有強有力的科技支撐,發展是不可持續的。今天,中國比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強大的科技創新力量,必須實施創新驅動的發展戰略,以便讓現代化建設朝著更高層次和更大目標挺進。科技創新需要借鑒外國的先進理論和技術,但在許多方面又不能不立足于自身的創新。科學技術的自主創新能力是國家發展的生命力所在。正因如此,促進個人的自由發展,直接關系到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關系到她能否以嶄新的思想面貌、科技和工商業的巨大進步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

學術參考網:http://www.qfkih.com.cn/shx/sh/141924.html

上一篇:淺析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

下一篇:越南特色社會主義:歷史沿革、現狀分析及未來挑

相關標簽:
彩巴巴彩票官网 双色球计划免费官网 pk10挂机软件能赢吗 彩票七码计划稳吗 时时彩定位胆经验 麻将技巧视频教学 重庆五星基本彩走势图 11选5哪个计划软件好用 2011年捕鱼达人旧版本 快速时时开奖网址 新快三骰子算赌博吗 pt电子哪个平台容易爆 311山东时时 七星彩内部会员资料 重庆时时历史开奖记录 双色球历史数据查询 二分pk拾计划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