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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識》與我的命運

發布時間:2019-04-04 07:57

  今年是《世界知識》雜志創刊80周年。回想起來,我同《世界知識》還有著較深的淵源。先是,在我的成長過程中,特別是走向革命的征途中,它曾起過一定的引導和推動作用。后來在工作中,我又同它有較長時間的業務聯系,有幾次還曾和我的工作安排有關,影響過我后來的命運。我不僅是它的一個忠實讀者,而且還與它有過長久的工作聯系,甚至一度要被調去那里工作。正因為如此,我對《世界知識》有著深厚的感情。


  結緣世界知識社


  我同《世界知識》發生直接關系,可以追溯到1950年組成的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當時共和國才成立,根據斯大林要我國準備立即進入聯合國的意見,毛澤東一聲令下,迅速組成了一個可能在中國外交史上屬于空前絕后的高級代表團,以時任政治局委員的張聞天為團長,著名的老共產黨人李一氓為副團長,加上代表、理事、秘書及其他工作人員近30人。跟張聞天一起調來的我也充芋其中,當了個代表團的資料組長。但是由于美國阻撓,中國的席位長期不能恢復,緊急組成的代表團只得駐北京待命。根據張聞天的指示,待命期間著重抓“練兵”,其中一項是著書寫文章,而所寫文章又多在《世界知識》上發表。因此,代表團很快就和《世界知識》建立起了密切的關系。李一氓還“敲詐”時任世界知識社副社長兼秘書長的馮賓符為代表團的一批撰稿人開過一次較為豐盛的飯局,我也有機會參與其中,并和馮賓符、鄭森禹等交上了朋友,還用筆名開始為《世界知識》寫稿子。


  1955年初,張聞天從駐蘇聯大使的任上被調回國,出任外交部常務副部長。作為他動嘴、我跑腿,他出題、我作文的一個小助手,我也從使館研究室主任的位子上被召回。張聞天上任后,除緊抓外交業務和整頓內部外,還決定為開展中國的外交工作和國際關系研究做幾項基礎建設性的事情,這就是:創辦一所培養外交干部和國際關系研究人才的學校,一個國際問題研究所,一個全國性的外交和國際問題專業圖書館,一個主要出外交與國際問題書刊的專業出版社。由于他抓得緊,又實事求是地盡量利用現有條件,所以這幾項任務除圖書館外都在三兩年內就完成了。這里只談出版社的籌建。


  成為外交部主管的專業出版社


  應該承認,辦一個專業出版社并不容易,主要不在于物資和設備,關鍵是一整套業務人員。但張聞天善于利用現成條件,如同拉出人民大學的外交系建成外交學院一樣,他又從人民出版社拉出《世界知識》編輯室和第四編輯室即國際問題圖書編輯室,并以這兩個編輯室為基礎建成世界知識出版社。人民出版社歸中宣部領導。正巧時任部長陸定一也有意向把涉及外交和國際問題的這兩個編輯室分出去,當時中宣部的國際宣傳處長姚溱,因業務來往和我混得很熟,就向我打探能否將《世界知識》交外交部領導。我一聽,這正中張聞天的下懷,回來立即報告他,并商議接收過來如何管理。于是,姚溱代表中宣部和陸定一,我則受張聞天委托,經過了解和協商,認為可以把人民出版社內《世界知識》編輯室和第四編輯室分出來,單獨成立一個只出國際問題書刊的專業出版社,并按張聞天意見,直接由外交部領導和管理。經過幾個月的努力,世界知識出版社就成了外交部直接領導和管理下的一個部屬單位。


  張聞天對出版社不止實行大政方針的領導,對具體業務也管得很細、抓得很緊,經常過問刊物的內容和出版社的出書情況。例如,他建議《世界知識》雜志開辟一個“外論介紹”欄目,曾為此親自給鄧小平總書記寫報告(毛澤東批準了這個報告)。張聞天對《世界知識》的領導管理工作,多是派我去傳達和落實的。所以在一個時期,我就成了外交部和《世界知識》的聯絡員。


  因世界知識出版社而躲過一劫


  1959年,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制造了一個“彭黃張周反黨集團”,隨之我也被外交部黨委定為“張聞天反黨宗派主要成員”揪出來進行批斗,并給予撤職、降級和留黨察看的處分,然后下放勞改,并同意我改行留河北省做地方工作。我正在河北省昌黎縣搞“四清”時,沒想到外交部又把我從河北省委要了回來,以代替已患重病的副總編輯吳景崧主持世界知識出版社的工作。于是我離開昌黎,到外交部干部司報到。可是此時文化大革命已經開始,符浩司長卻說,不必去世界知識出版社上班了,先回原單位辦公廳參加文化大革命吧。這就使我和世界知識出版社失之交臂。但卻可以說,我是搭了世界知識出版社的航船才回到北京的。更幸運的是,根據事后了解,在農村的一些地方,“文革”搞得很野蠻,打死人和致人傷殘是常有的事。如果我繼續留在搞“四清”的那里,經過內查外調,得知我原來是“張聞天在外交部反黨的主要助手”,很可能引起眾怒,即使不被打死,也難免受傷致殘。從這個意義上講,世界知識出版社還可以說是救了我一條命,起碼避免了傷殘。現在我能活到九十多歲,還算耳聰目明,可以繼續寫書作文,不能不說是受惠于世界知識出版社。


  兩個觀點的出臺


  1978年,我從外交部江西五七干校回北京等待復查時,曾被臨時分配到剛剛復刊的《世界知識》雜志。社領導交給我的任務是每期給雜志寫一篇文章(頭兩期為試刊)。過了大概半年,由于鄧小平決定撰寫一部《蘇聯是怎樣變修的》書,宦鄉把我借調到新成立的中央寫作小組,我才離開了出版社。但是,我和《世界知識》的聯系仍然比較密切,還偶爾為它寫點稿子。


  這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世界知識》有幾次發表了我反駁和批評主流輿論的文章,使我的不同意見得以表而出之,甚至可以說在某種意義上對主流輿論的發展趨勢產生過一定影響。一個例子是改變關于“南北差距不斷拉大”的評估,一個例子是提出“和平與發展時代”早已取代了“戰爭與革命時代”的論斷。


  說“南北差距不斷拉大”,是指二戰結束后發達國家(因為它們多地處北半球,所以簡稱北)的經濟增長快于南方的非洲、拉美、還包括大部分亞洲地區。這也確實符合戰后頭三四十年的實際情況。但是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起,形勢已發生轉折性變化,再繼續這樣說就不合適了。出現“全球化”這個詞匯的1985年,可以看作是一個分水嶺,從此產生了世界發展的兩大趨勢,一個是經濟市場化,一個是政治民主化。而這兩大趨勢又特別明顯地體現在發展中國家中。以經濟市場化而論,1985年后不到十年,被市場化卷入的人數就從6億左右猛增到60億,全世界完全市場化了。這新增加的部分主要是發展中國家。社會主義的蘇聯也被列入屬于新興力量的發展中國家。形勢雖然已經發生這樣大的變化,可是我們國家還習慣性地說“南北差距不斷擴大”這句話,當然其中也有團結發展中國家、警惕西方帝國主義侵略和掠奪的用意。不過無論如何,這種提法已經變得過時和陳舊了。我提出這個問題后,在國際問題研究界一時引起了爭議。就在這個時候,《世界知識》前來約稿,我就借機把問題展開來寫了一長篇。《世界知識》在1994年第8期和第9期分兩次刊登,只是把我原來的標題《不能說南北差距還在不斷擴大》改成《南北差距的新變化》。


  有關時代問題的爭議,我的意見同樣在《世界知識》上得到了及時反映。


  1986年年底,我在一次學術討論會上提出,二戰后不久,我們所處的時代就已從“戰爭與革命時代”轉變為“和平與發展時代”。此論一出,一時在比較廣泛的范圍里引起了較大的爭議。而僅僅在一年之后的1987年年底,那時塵埃遠未落定,《世界知識》為紀念雜志發刊1000期舉行題為“我們所處的時代”座談會,我應邀出席并發了言。這次座談會和在1988年第3期雜志上發表的與會者發言,影響很大。應該說,這次討論會是開了風氣之先,是關于時代問題討論的一次公開“亮相”。參加這次座談會并發言的有宦鄉、陳忠經、童大林、姜長斌、李慎之、浦山等多位老熟人。他們中許多人已先后故去。此刻寫文,再次引起我對他們的深深懷念。


  繼1989年政治風波、1999年3月我國駐南斯拉夫使館遭到美國飛機轟炸,時代已經轉為和平與發展的看法第二次遭到比較集中的質疑。就在較多的非議聲中,《世界知識》又在2000年7月1日和2日,在懷柔舉辦題為“反思:一年來的‘和平與發展’大辯論――紀念《世界知識》1300期主題研討會”,我再次應邀參加并發言。我和大家的發言發表在雜志2000年第15期上。


  除了邀請我參加這兩次討論會并在會上發言之外,世界知識出版社還在2000年5月出版了我的《論和平與發展時代》一書,并在雜志2000年第13期上發表了我的有關文章。


  從黨的十三大起,中央一直堅持和平與發展是世界主題和時代特征。鑒于時代問題的重要性,《世界知識》積極推動和進行時代問題的討論,對于這一問題的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這一過程中,我本人關于和平與發展時代問題的研究成果,得到了《世界知識》的積極推介。有人認為,我研究國際問題五十年,在這個領域做出的比較重要的貢獻就是時代問題的研究。這當然是過譽的話。但無論如何,《世界知識》對我研究時代問題的支持,我是永遠銘刻在心的。


  《世界知識》的存在橫跨兩個時代,它所肩負的任務和涵蓋的內容也為時代所決定。在1950年以前,它報道和研究的內容主要是戰爭與革命,共和國成立后,主要內容就已經在事實上逐步轉為和平與發展了。這個轉變,是我體會到了的,甚至是親臨其境的。


  到今年10月,我就活了整整92年。如果從學習階梯和智力發育來看,我可以說是同《世界知識》一起成長的。我現在還有點模糊印象,《世界知識》創刊后,我就在書店和學校圖書館看到過它,從那時起,也知道了胡愈之等人的名字。這也許可以說明我同《世界知識》關系的悠久。在它80周年的時候,我斗膽自命以它的老朋友身份,祝它茁壯成長,帶領讀者走在全球化的前列,普及新的世界知識,讓大家早日成為世界公民。


  (作者為中國著名國際問題專家、中共黨史研究專家、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前所長)本文來自《世界知識畫報》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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