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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世界知識》點滴

發布時間:2019-04-04 07:56

  正當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為領導抗戰而開始獨立自主地分析國際局勢時,《世界知識》雜志進入了毛澤東的視野。1939年6月10日,毛澤東在延安一次高級干部會議上做了一個報告,13日又做了一個結論。為這兩次演說,他寫了一個長達20000多字的提綱,這就是后來發表在《毛澤東文集》第二卷(1937年8月~1942年12月)上的《反投降提綱――1939年6月10日毛澤東同志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的報告及結論提綱》(圖①)。提綱一開始,他就指名引用《世界知識》的文章,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方針:


  日本對華基本方針是滅亡中國,建立所謂“東亞新秩序”――這是堅定的、不變的,在日本侵略者看來,也是變不得的。今年一月二日東京“國民新聞”(軍部機關報)的社論說:


  “眼前現實的課題,已不容尺寸后退,瞬間躊躇。事變入于收拾期,萬一國步的統制有疏漏,則不但將喪失戰果,且會影響國家的命運。戰爭的后期是比初期困難好幾倍。歷史有過教訓:歐洲大戰時代,德國和俄國不幸的事例,為政者和國民須得深加洞察”(《世界知識》2月1日出版的九卷一期)。


  做一句話來說,就是:基本的侵略方針非貫徹不可,否則有德俄革命的危險。由此可知,以為日本可以根本上讓步,可以不經長期戰爭而用英美壓力恢復蘆溝橋以前狀態(蔣介石,國民黨許多人),只是夢想。……


  毛澤東所引用的文章,是鄭森禹以“麥逸”筆名所寫的系列文章《敵報悲鳴錄》的第一篇,發表于1939年2月1日那期雜志上。


  鄭森禹(1910年~1997年)是著名國際問題專家和資深新聞出版工作者,1940年~1941年在香港與喬冠華共同為《世界知識》主編。解放后曾任上海市政府新聞處處長,同濟大學教授,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副主席,世界和平理事會常委、書記處書記,是第三至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1979年后曾任世界知識出版社黨組書記、社長兼總編輯。


  《敵報悲鳴錄》系列文章是鄭森禹當時眾多國際時評與隨筆中的一部分,主要寫于1939年間,當時《世界知識》已經歷了漢口――廣州的顛沛流離,正在香港堅持出版。寫《敵報悲鳴錄》,正是要“從日本報紙上摭拾幾條‘馬腳’”,以揭露其外強中干的本質。后因港英當局禁止在報刊上使用“敵”字,遂改為《“日”報悲鳴錄》。當時延安的報刊曾轉載《世界知識》的文章。


  解放后,奉中央指示,《世界知識》從上海遷到北京出版。1957年,在張聞天加強國際問題研究的總體構想下,經他提議,由外交部領導提出,經中央批準,《世界知識》劃歸外交部直接領導,并成立世界知識出版社。


  1958年下半年,為配合當時國內外斗爭形勢的需要,《世界知識》編輯部把毛澤東歷來論述“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文章、演講和談話輯錄在一起,在當年第20期雜志予以發表(圖②)。毛澤東隨即在致吳冷西的信中(圖③),建議《人民日報》加以轉載。10月31日,《人民日報》全文轉載了這篇文章并加了按語(圖④)。《世界知識》發表和《人民日報》轉載這篇文章,使毛澤東最早在1946年與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談話中提出的這個觀點家喻戶曉,并傳遍了全世界。


  1959年1月19日,毛澤東在張聞天就《世界知識》開辟“外論介紹”欄目一事向中央所寫的報告上,批示了“可以試行”幾個字(圖⑤)。這份珍貴的手跡,反映了毛澤東對了解國外情況的重視。從1957年起,《世界知識》就開始試辦“外論介紹”欄目,刊登了不少國外有影響的國際問題評論家對各種國際事件和問題的評論。毛澤東也曾對刊登外論做過許多批示。  作者:史之,本文來自《世界知識》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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