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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兩個世界的橋梁

發布時間:2019-04-01 10:21

 [摘要] 《喜福會》是美籍華裔女作家譚恩美的成名之作。親切自然的文筆恢復了人們塵封多年的歷史記憶,不僅使華裔母親獲得了新生,而且也使整個華裔族群從對本民族文化傳統的回歸中獲得了新的力量和斗爭策略。本文通過研讀流落異國他鄉的中國移民母親和土生土長的美國女兒之間復雜微妙的關系,擬在母女關系的框架下,對存在于兩代人、中西方之間由于文化及價值觀念的差異而引起的矛盾沖突與如何為消除這種矛盾沖突做出努力以及最終實現和解這一命題進行嘗試性探討,以此來展現譚恩美強烈的尋根情節和中華文化意識。 

  [關鍵詞] 母女關系;中華傳統文化;沖突;融合 

   

  隨著處女作《喜福會》(the Joy Luck Club,G.P.Putnam’sSons,1989)的發表,在大洋彼岸,美籍華裔女作家譚恩美(Amy Tan)成為一個家喻戶曉的名字。中國古老悠久文化的獨特魅力,遙遠東方國度的神秘,加上華裔作家獨有的細膩筆觸,和不同于西方傳統的敘事結構使這部書一經面世就好評如潮,引起了眾多讀者和評論家的廣泛關注。其驕人的銷售量引起了人們對到底何種作品才能成為亞裔美國文學和經歷的代表等問題的廣泛思考。譚恩美的《喜福會》作為美國少數民族文學運動的組成部分,恰逢并有助于推進一個關注少數民族文學及經歷的時代在美國主流社會的到來。 

  西方評論界有關本書的探討大多圍繞著美國少數民族身份的構筑、母系傳統及跨文化比較。作為生長在譚恩美祖籍的一名普通讀者,本書吸引我之處在于作者對中國傳統文化與美國價值觀念之撞擊的敏感。中國傳統文化在中國走向世界的歷史背景下,將受到什么樣的沖擊?在中西方文化不斷融合的過程中,有什么發展趨勢?對于此類問題,研讀流落異國他鄉的中國移民母親和土生土長的美國女兒之間的文化及價值觀念的沖突有其思想啟迪的作用和深刻的現實意義。基于此考慮,本文擬在母女關系的框架下,對存在于母與女、中與西不同世界間的文化與價值觀念的矛盾與沖突和消除這種矛盾與沖突所付出的努力以及最終實現和解這一命題進行嘗試性探討,以此來展現譚恩美強烈的尋根情節和中華文化意識。 

   

  一、母女兩代的矛盾與沖突及其成因 

   

  《喜福會》有著獨特的敘事結構,全書由16個各自獨立卻又彼此關聯的故事組成。譚通過分屬兩代、經歷迥異的八個女人的自述,從不同的側面展示了紛繁復雜的母女關系。生于舊中國,飽受戰爭之苦的母親們帶著傳統的文化、老派的觀念移民美國,孩子是她們心中無限的希望。她們想按自己的理想來規劃女兒的前途。但是,在美國生長的女兒們從小接受了新的語言和教育,在心理上認同美國文化和價值觀念,不甘心受到母親的干預和束縛。而且在她們的眼中,母親的期望顯得荒唐又可笑。雙方各執己見、互不相讓,矛盾不斷加劇,進而裂變為不可逾越的鴻溝。華裔美國女兒們與“血緣之母”的情感糾葛和母女之間及合作又相互對抗的傳承關系的背后,其實是文化的傳承和對抗。從某種意義上說,母親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隱喻。而女兒則是美國現代文化的縮影。母女之間的沖突與和解更多地折射出全球化語境下中西方兩種文明的碰撞與交融。 

  東西方文化的差異是母女交流的最大障礙。中國推崇以家庭倫理為中心的相對封閉內向的文化體系。形成了一種聚合式的行為模式,而美國人的家庭觀念比較淡薄,他們崇尚個人的獨立自由和發展。歸根結底是因為西方文明是一種航海和游牧文明,因此走向外部世界是其生存和發展的必由之路,他們的行為模式是離散式的。 

  美國人類學家愛德華?霍爾關于高語境文化和低語境文化在理解和交流方面的異同的研究也許有助于我們洞悉《喜福會》中母女之間的隔閡和誤解。按照語義依賴于對話場景還是對話本身的程度,霍爾把文化劃分為高語境文化和低語境文化。在高語境文化中,大量信息通過手勢、空間的運用,甚至沉默來傳遞;而在低語境文化中,信息主要通過話語來傳遞而極少隱含于語境或對話參與者的默契中。根據霍爾的理論,中國屬于高語境文化而美國屬于低語境文化。… 

  當參與對話的雙方分別來自高語境和低語境文化,交流的問題隨即產生。正如精妹所言:“我和媽媽從來沒有真正的彼此理解,我們翻譯著彼此的意思。我似乎總是不能完全聽懂媽媽的話,而媽媽卻總能在我的話中聽出弦外之音。”高背景文化提倡尊老愛幼,子女孝順父母、聽從父母的訓導是天經地義的。在這種文化傳統中,家長的權威是絕對的、不容冒犯的,子女只能絕對服從。深受這種文化影響的母親們希望她們的女兒能像她們在中國時一樣尊從長輩;無需過多解釋僅憑順從、觀察和模仿而學會一切。但美國的文化背景并不支持母親的告誡、指導和示范,因此所有這些并不能被土生土長的美國女兒們理解。他們怨恨和曲解母親們“怪異”的中國式的行為方式和信仰。 

  在高背景文化環境中,人與人之間的聯系十分緊密,非常重視集體的力量。一個人的能力往往不是體現他個人的價值,而是代表著他所屬的那個群體的群體價值。因此。一個人做了壞事往往會殃及整個家族;同樣,若是取得了榮譽也會光耀門楣,甚至光宗耀祖。而低背景文化環境中,強調自我和獨立意識,鼓勵個人奮斗。龔琳達和薇弗萊母女的沖突正是高、低背景文化在這方面差異的體現。母親希望通過女兒,體現自身存在的價值、以女兒的成功為全家人帶來榮譽。而女兒偏偏深信“我就是我自己”,拒絕母親的介入。 

  語言是母女交流的另一主要障礙。土生土長于美國的女兒們為了能夠更加有效地融入主流社會,避免被邊緣化的厄運,首先要摒棄的就是她們的母親以及母親所代表的中華文化。兩種文化的沖突集中體現在母女之間的交流方式上。即女兒用英語跟母親交談而母親卻始終用漢語作答。語言像一道無法逾越的鴻溝橫亙在母女之間,不僅割裂了兩代人,也割裂了新舊兩個世界。精妹不止一次地提到,她們母女之間不能用同一種語言交流。因此從未真正相互理解過。 

  母親們不能講“地道的美國英語”衍生出多重負面影響。由于女兒們沒有在異國他鄉的生活經歷,語言笨拙的母親給她們留下了腦子不大靈活的印象。因此她們總是理直氣壯地認為母親們的話不值得認真地聽。女兒們儼然成了美國文化的代表。她們說標準的英語,穿時髦的牛仔褲,喝可口可樂,就連選擇男朋友也是地地道道的美國男孩。母親們清楚地意識到女兒除了皮膚和頭發是中國的,內部都是美國“制造”的。母親們感嘆雖然女兒同自己擁有同樣的臉型,但內心的想法卻完全不同。“就像隔著一條河,自己永遠只能站在對岸看她。”這樣母親們就無法向女兒灌輸中國式的尊從父母,聽取母親的意見,隱藏自己的想法,了解自身的價值而不感到空虛,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理解為什么“中國人的思想是最好的。” 

  再次,新舊世界,中國母親與土生土長的美國女兒之間的矛盾與沖突因為美國主流社會對中國人的種族和民族的偏見而加劇。母親們無力改變這將她們同女兒割裂開的痛苦現實。令她們感到羞愧的是一直引以為榮的女兒卻以她們中國式的行為和思維方式為恥。這種因民族和種族身 份引起的不斷擴大的裂痕驅使女兒們不斷地使自己美國化,以此對抗來自母親的頗具威懾力的影響。 

   

  二、母女為消除彼此間的矛盾與沖突所做的努力 

   

  母女的血緣關系被神秘化如一種遺傳基因貫穿整部《喜福會》。“不了解你自己的母親?……她與你骨肉相連!”女兒對這種血緣關系的欣然接受在實現母女和解的過程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為擺脫異己的母親,尋求自治而進行的戰斗最終被對母親的認同所替代。小說結尾處吳精妹幡然醒悟:“我終于看到屬于自己的那一部分中國血液了。這就是我的家,那融化在我血液中的基因,中國的基因。” 

  值得注意的是,譚恩美把《喜福會》中描寫母女關系向著和解的方向發展的章節定名為“西天圣母”。這個標題有著極其深刻的內涵,昭示著:至此,在女兒的心目中母親已升華為能給人以滋養、慰藉、靈感,導人向善的天堂圣母,而不再是丑陋可怕、禁錮人思想的女巫。使命感驅使著母親們一如既往地支持著自己的女兒,有時為了挽救深陷痛苦的女兒她們甚至表現出必要的霸氣。 

  母親們最終發現講故事是實現與女兒彼此心靈溝通的最佳方式。作為中華文化載體的母親是歷史與記憶的中介,是連接過去與現在的橋梁。中國傳統文化通過母親得以延伸,歷史和記憶通過母親得以重建。與女兒們一道分享她們過去的經歷也許是挽救女兒的最有效的一張王牌,她們決定一試。這一發現反映了母親們對于導致母女沖突本質的認識,即:年青一代華裔種族及文化身份的缺失;問題的關鍵在于她們拒絕接受中國的傳統。講故事,講述自己在故國的親身經歷,賦予母親們驚人的感召力。終于打動了女兒們,這一切是美國主流文化所無法匹敵的。 

  生長在美國,受到美國式的教育但血管中卻奔涌著中國血的女兒們永遠都不能完全被以白人為代表的主流社會接納,她們對于自己的身份、文化定位如浮萍般迷茫,極易產生“我究竟是誰?我應該何去何從?”的失落感。與之相比,作為一個整體,母親們對于自身價值和身份定位有著極為清晰的概念,生活在她們精心營造的中國文化氛圍中她們感到很安心。 

   

  三、母女間的最終和解 

   

  不管母女間的爭斗如何激烈,最終還是會達到和解。隨著歲月的流逝,日漸老弱的母親終于不再把自己的意愿強加于已長大成人的女兒。而經歷了人生風雨后真正成熟起來的女兒們在感受到處于雙重文化縫隙中的尷尬之后。人到中年的女兒們終于積淀起足夠的勇氣和成熟開放的心態來正視自己身上的族裔特征,逐漸真正地理解了母親們的良苦用心,她們最終意識到來自母親的“危險”其實并不存在,而真正得到的是母親始終不渝的愛與支持。正如書中另一位女兒龔薇麗所言:“好久好久以前,在我還是一個孩子時,我總想躲到一道更安全的屏障后面,我要躲避的,就是媽的閑言碎語,媽對我不足之處的尋覓和挑剔……曾幾何時,當我悄悄地透過屏障向外窺視時,竟驀然發現待在那里的不過是一位年邁的婦人,炒菜鍋是她的鎧甲,織衣針是她的利劍,貌似張牙舞爪。實則正在耐心地等待女兒將自己請進她的生活中。” 

  小說結尾處吳精妹回到母親的故土――中國,和兩位同母異父的姐姐在機場團聚。當她踏上中國內地的土地,內心中涌現的親切感顯得格外強烈和可信:“我又看見媽媽了,兩個媽媽,向我揮著手……我一走進大門,我們就不由自主地抱成一團,一切疑惑和期待都消失了,留下的只是緊緊的擁抱。至此,精妹不僅了解了母親對自己深深的愛,而且體會到了身為中國人意味著什么,從而最終完成了民族傳統的回歸。只有真正成熟后的女兒才能跨越地域的鴻溝,坦然接受自己的種族、民族和文化背景。在地理和心理上完成了一次從西方到東方,又從東方到西方的嬗變過程。 

   

  四、結語 

   

  當硝煙散盡、塵埃落定之時,異質文化的沖突終于在年青一代華裔的身上得到了部分的融合,女兒們終于接受了母親,認同了母親所代表的一切,兩代人的矛盾真正趨向和解,這也正是譚恩美及太平洋兩岸的讀者所期待的結局。在當今國際間的交往日趨頻繁、東西方文化交往不斷深入的形勢下,研讀譚恩美的作品對于我們思考不同國家、民族和文化應如何互利共存,中國將如何應對全球化與本土化等社會熱點問題,都有著極大的啟示作用和深刻的現實意義。 

   

  [作者簡介]徐德斌(1970―),男,吉林遼源人,長春大學理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及高教管理。本文來自《世界橋梁》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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