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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信息失真的三分法:理論框架與證據

發布時間:2015-07-25 09:47

 「摘要」會計信息失真是一個國際性、歷史性的問題,也是世界各國當前需要著力研究解決的重大問題。本文根據會計信息失真的成因,提出會計信息失真“三分法”,將會計信息失真分為規則性失真、違規性失真和行為性失真等三類,并分別從會計域秩序、信息不對稱和人類有限性的角度,分析了這三類會計信息失真的形成機理,并給出相應的證據;本文最后簡要地探討了三類會計信息失真之間的相互關系,在此基礎上簡要地提出相應的治理思路。

  「關鍵詞」會計信息失真規則性失真違規性失真行為性失真會計域秩序

  一、問題的提出

  會計信息失真是一個國際性、歷史性的問題,它一直是世界會計學界研究的重點課題,也一直是世界各國政府部門著力解決的重大問題。然而,時至今日,各種各樣的會計信息失真事件仍然困擾著世界各國。比如,美國的目前正處于調查之中的著名的“安然事件”,以及我國的“銀廣廈事件”、“紅光事件”等。我們認為,目前之所以沒有在會計信息失真的研究與治理方面取得實質性的進展,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于沒有將會計信息失真進行恰當的分類,從而無法采取相應的措施分別予以治理。

  會計信息是會計規則執行人根據一定的會計規則而生產出來的。如果會計信息是失真的,那它必然與會計信息生產的某個或所有環節相關。高質量會計規則是產生高質量會計信息的基礎,因此,會計信息失真首先與會計規則的質量相關;當然,即使會計規則的質量再高,也只有得到有效執行才能產生高質量的會計信息,故會計信息失真又與會計規則的執行緊密相關。總的來看,會計規則沒有得到有效的執行,無外乎以下兩種情形:一是會計規則執行人故意違背會計規則;二是會計規則執行人由于客觀上的原因在會計規則的執行上存在偏差。據此,我們對會計信息失真提出“三分法”,即將會計信息失真區分為規則性失真、違規性失真和行為性失真。本文擬對這三類會計信息失真進行簡要分析,并分別給出不同類型會計信息失真的證據,在此基礎上分析它們之間的關系及基本的治理思路,為進一步研究如何有效治理會計信息失真奠定基礎。

  二、會計域秩序與會計信息規則性失真

  資源是稀缺的,而社會公眾則是有多種需求的,這種資源與需求之間的矛盾,決定人們必定追求利益。從滿足每一個社會公眾基本需求的角度來看,社會公眾首先會追求財富絕對量的增長。一定數量的財富是社會公眾基本需求得到滿足的前提,實際上,只有在社會公眾積累了一定的絕對財富量來滿足他們的基本需求之后,人們才會開始追求更高層次需求的滿足,而這種需求的滿足則是通過相對財富比重的增加而得到實現的。當然,社會公眾追求財富絕對量的增長,其最終目的也是為了提高或者不降低其在社會總財富中的比重,可以說,追求財富絕對量的增長是實現財富相對比重增加的重要途徑。社會公眾之所以將其擁有的資源進行投資,其目的就在于通過追求財富絕對量的增長,以提高或者至少不降低其財富在社會總財富中的比重。因此,站在社會公眾個體的角度來看,他們對投資行為的選擇都將以有利于自己的利益為標準。這樣,整個社會將處于無序狀態,其結果是任何人都不可能有能力做好自己的事情,當然也就無法獲得財富絕對量的增長,更談不上財富相對比重的提高;也就是說,社會公眾不僅不能提高他們需求的滿足程度,而且連他們基本的需求也無法得到滿足。這就如在十字路口,每個人都不顧他人而只顧自己地走,其結果是道路處于極度無序狀態,結果誰也無法通過這個十字路口一樣。因此,如果社會成員想要滿足自己最基本的需求,想要提高滿足自己需求的程度,他們必須進行合作,而被迫放棄以完全有利于自己利益為標準的投資行為。這樣,不同的社會公眾就成為該合作投資的不同的利益相關者。而利益相關者的合作投資的結果,就是社會形成一種自生自發的投資秩序。

  實際上,利益相關者在發生投資行為過程中所進行的合作,是一個相當復雜的過程。但是,合作若要取得成功,其基本前提就是需要對利益相關者所投入的不同資源和利益相關者所享有的收益進行計量。因此,利益相關者在進行合作之前,資產計量方法必定是他們協調的重要內容。另外,利益相關者絕對財富和相對財富的增長,其根本途徑就在于從投資中獲取報酬,而且這種報酬越多越好。合作投資到底實現了多少收益,各成員又能得到多少收益,都需要依靠會計對收益進行計量。由此可見,包括資源和收益價值的計量以及相關信息的披露等內容的會計域秩序,它實際上是利益相關者以其所投資的資源為依據而進行互動的結果,是他們利益沖突與協調的結果。

  會計域秩序是利益相關者以其所投資的資源為依據而進行的利益沖突與協調的結果,它是一種自生自發的秩序,而會計規則則是以會計域秩序為基礎的人為制造的秩序。因此,按照會計規則所產生出來的會計信息,其是否具有真實性的特征,就應該以它與會計域秩序的一致性為標準。然而,不同時期和不同范圍內的利益相關者存在差異,這兩方面因素便決定會計域秩序會因環境和主體的不同而存在差異,即會計信息的真實性具有相對性,這也是會計規則“被限定在相當一段時間里實行”(唐壽寧,1998b)的原因所在。具體來看,決定會計信息真實性的因素主要有制度環境、資源的供求關系、資源投入量、資源的信號顯示機制、資源的可抵押性、資產專用性、風險選擇以及組織化程度等,它們直接影響著利益相關者在決定會計域秩序方面的權力,它們始終處于變化之中;同時,利益相關者的投資動機的種類、投資群體的結構以及投資群體的組織化程度也在時刻發生著變化(《中國投資者動機和預期調查數據分析》聯合課題組,2002)。因此,會計信息的真實性是一個動態過程。從這個角度來看,不同國家的利益相關者的結構不同以及制度環境存在的差異,決定不同國家的會計信息就有不同的真實性。

  會計域秩序是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沖突與協調的結果,它的動態性決定會計信息真實性也是一個動態過程。但是,我們務必注意的是,這并不意味著按照會計規則要求所生產和披露出來的會計信息就具有真實性特征;相反,它卻一定是失真的,也就是說,會計規則作為人為制造的秩序,雖然是以自生自發的會計域秩序為依據的,但它與會計域秩序一定是不相吻合的(這種不一致是由會計規則本身所造成的,故我們稱其為“規則性失真”)。企業會計信息規則性失真之所以客觀存在,其原因就在于會計規則制定者將自生自發的會計域秩序轉變為會計規則的過程中存在偏差。這種偏差主要是由知識的相對性和人的有限認知理性所造成的。若要消除制定會計規則中存在的偏差,制定者不僅必須完全把握會計域秩序,而且必須能夠運用會計知識真實地予以表達。但是,對于任何一個人或一個制定機構來說,他(它)無法完全滿足這兩方面的要求,其原因在于以下三方面:(1)會計域秩序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它始終處于變動之中;(2)能夠對會計域秩序進行真實表達的會計知識,部分已經在現實中存在,另一部分尚未在現實中存在;(3)已經在現實中存在的與此相關的有用知識存在于會計理論界和會計實務界的所有人的腦中。由于組成為制定機構的人員同樣是有限理性的,他們不僅不可能具備尚未在現實中存在的知識,而且他們也不可能具備所有與此相關的已在現實中存在的會計知識,更不可能隨時動態的會計域秩序,因此,會計信息規則性失真是客觀存在的,是我們無法回避的重要問題。



  雖然會計信息規則性失真問題尚未引起學術界和實務界的足夠重視,但事實中的確存在會計信息規則性失真的問題,目前正處于調查之中的美國著名的“安然事件”,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美國安然公司(Enron Corp)曾在美國500強公司中排名第七,1995年起被《財富》雜志評為“最富創新能力”的公司,連續六年排名居于微軟、英特爾這些大公司之前。但正是這樣一個備受業界尊重的超級公司,于2001年12月2日正式申請破產,它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一宗破產案。安然公司的股票價格2001年初最高曾達到90.75美元,而申請破產時股票價格一落千丈至50美分。我們關心的問題是投資者為什么在此之前沒有知悉安然公司真實的現狀。而能夠達到這一“理想狀況”的原因,主要在于安然公司采用兩種方法:一是為能源產品開辟期貨、期權和其他復雜的衍生金融工具,對能源商品“金融化”;二是利用關聯企業結構,避免企業直接的債務負擔,同時靈活地擴大企業規模。安然公司有3000多家關聯企業,LJM資本管理公司和馬林信托基金是其中的兩家。安然公司2000年從LJM資本管理公司的互換協議中至少“受益”5億美元,2001年“受益”4.5億美元;而安然公司通過將水廠等剝離給馬林信托基金的方式也獲得大量資金。由于安然公司對它們所擁有的股份達不到合并會計報表的要求,這樣,“受益”成為安然公司的營業利潤,取得資金的背后無法反映相應的債務。的確,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的會計規則都規定,投資公司在占有被投資公司50%以上股份時才要求編制合并會計報表。而安然公司則運用這一規則,它擁有許多子公司50%的股份,但不需要合并會計報表,從而使利潤的來源和負債的存在得到了隱藏。僅從這個角度看,安然公司并沒有違背會計規則,而真正的問題卻在于有關合并會計報表的會計規則。當然,我們無法判斷這一規則原來是否為會計域秩序,但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利益相關者現在自發選擇的結果肯定會不同于原來的規則,即它已不是現時的會計域秩序,它說明會計信息在現時已經發生規則性失真另外,1999年我國上市公司開始實行計提“四項準備”的會計規則,滬深兩市966家上市公司當年年報中,因計提“四項準備”使每股收益平均下降0.094元/股,凈資產收益率平均下降3.67個百分點(譚青春,2000);“四項準備”的計提對不同公司的盈利影響不同,大約13%的公司集中了樣本公司“四項準備”總額的50%,有些公司計提的“四項準備”金額相當高,對公司當年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數據產生相當大的影響,如“粵金曼”僅計提“壞帳準備”一項就高達9.80億元(于建國等,2000)。戴奉祥(2001)于2000年7月就“四項準備”計提對上市公司1999年報主要財務指標的影響程度向300家上市公司進行調查,收回有效問卷87份,問卷回收率為29%.在這87份問卷中,54%的被調查公司認為它對年報主要指標影響“大”或“較大”,約38%的被調查公司認為影響“一般”,認為影響“很小”的不到5%,只有1家在1998年已執行計提資產減值準備的H股上市公司認為“沒有影響”,評價值2.21說明被調查公司從總體上認為“四項準備”對年報主要財務指標影響大,且程度較高。無論從數據上考察,還是從上市公司意見的角度分析,“四項準備”的計提較大地改變了上市公司的業績,那么,真實的業績是改變之前的業績還是改變之后的業績呢?的確,我們無法作出明確的判斷,但它說明了兩個業績中至少有一個不是真實的業績,而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就在于會計規則本身,即它就是我國上市公司會計信息規則性失真的一種具體體現。

  三、信息不對稱與會計信息違規性失真

  企業是社會公眾合作投資的一個具體項目,它是股東、管理者、職工、債權人、供貨商、購貨商以及社會公眾等利益相關者參與的一系列契約的聯結。其中,人力資源所有者與非人力資源所有者之間的契約是企業契約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企業契約區別于其它市場契約的特性所在(周其仁,1996)。人力資源所有者與非人力資源所有者在簽訂這一契約時的關系取決于人力資源與非人力資源的特性。人力資源所有者是憑借其所擁有的人力資源而參與企業的;而股東和債權人則將財務資源投入企業,供應商和消費者則將關系資源投入企業,社會公眾則將公共資源投入企業。人力資源與這些非人力資源的區別,就在于人力資源與其所有者是不可分離的(Knight,1921)。這一特征決定了人力資源所有者直接經營管理企業,這樣,經營者與其他利益相關者之間便存在信息的不對稱。正是由于這種信息不對稱,加之企業契約的不完備性(incompleteness),它不能完全明確說明人力資源所有者在什么情況下干什么、得到什么以及負怎樣的責任,同時,人力資源所有者對企業剩余總是握有相當的“自然控制權”(張維迎,1996),因此,人力資源所有者的決策很可能讓自己受益而使其他利益相關者受損。對于一個企業來說,人力資源所有者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負責經營決策的人力資源所有者(簡稱為“經營者”),另一類是負責執行決策的人力資源所有者(簡稱為“生產者”)。撇開其他利益相關者,張維迎(1995)已經證明,企業的剩余索取權和控制權在企業經營者和生產者之間的最優安排取決于每類成員在企業中的相對重要性和對其監督的相對難易程度。如果生產者更重要、更難監督,剩余索取權和控制權應歸生產者所有;如果經營者更重要、更難監督,剩余索取權和控制權應歸經營者所有;如果兩者同樣重要、同樣難以監督,則剩余索取權和控制權應由兩者共同擁有。一般來講,經營者需要對企業所面臨的不確定性作出反應,而這一反應對企業的生存具有關鍵性的作用,因而經營者比生產者更重要;經營者主要是用腦袋進行非程序化工作的,他的行為自然也最難監督。因此,最優安排應該是經營者擁有剩余索取權和控制權,生產者得到合同工資并接受經營者的監督。因此,真正對企業剩余擁有“自然控制權”的不是生產者,而是經營者,他的行為直接影響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由于會計信息不僅是利益相關者進行利益分配的依據,同時也是其他利益相關者考核經營者的經營管理業績的依據。從這個角度來看,經營者必然存在違背已有的會計規則而披露虛假會計信息,以使自己收益而使企業其他利益相關者受損的動機,這種動機便決定了會計信息違規性失真的存在。

  會計信息違規性失真的存在由來已久,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認可。從某種程度上講,審計之所以能夠產生并不斷取得發展,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會計信息違規性失真的存在。目前,理論界對審計起源主要有三種不同意見:(1)審計源于會計,認為審計是會計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是適應會計檢查的需要而產生的;(2)審計源于財政監督的需要,認為古代審計就是對國家財政收支進行檢查,是一種財政監督形式;(3)審計源于經濟監督的需要,認為審計一開始就不是會計的附屬品,兩者是不同質的兩個概念。我們尚且不論哪種觀點正確,但我們可以發現,三種觀點的基礎都是會計信息違規性失真。也就是說,如果不存在會計信息違規性失真,審計就不會產生。同樣,如果不存在會計信息違規性失真,審計更不會發展。另外,從審計目標和審計技術的角度來考察,審計發展的第一個階段帳表導向審計就是對會計報表進行詳細的檢查,其最為重要的審計目標就是揭發舞弊行為;此后,審計由帳表導向審計發展到制度基礎審計乃至風險導向審計,雖然揭發舞弊行為已不是審計最為重要的目標,但它仍然是審計目標的重要組成部分。



  會計信息違規性失真的證據相當多。如歷史上著名的英國南海公司的案件中,由于該公司虛報業績,反映出前景誘人的盈利能力,其股價從1719年的114英鎊升至1720年7月的1100英鎊,當英國國會通過了“反泡沫公司法”時,其股價一落千丈,至1720年底宣布破產,實際資本已所剩無幾,給數以萬計的債權人及股東帶來了慘重損失;美國80年代著名的ESM公司的舞弊性財務報告案中,帶來的損失總計達3億美元,而牽涉入此案中的會計師事務所(其名為“Alexander Grant & Co.”)所受的損失是其風險準備金的5倍,是實收資本的50倍(Belkaoui,1993)。又如我國審計署自1983年成立以來,每年都審計出大量的違紀金額。從1983年至1998年間,平均每單位違紀金額與估計總體違紀金額基本上呈遞增的趨勢,特別是1998年,平均每單位違紀金額達311.89萬元,估計總體違紀金額達268878.68億元;從估計總體違紀金額與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相比來看,1983至1998年共16年中有15年的估計總體違紀金額超過了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一半,其中7年的總體違紀金額超過了當年國民生產總值,1998年的總體違紀金額更是達到當年國民生產總值的3.45倍。應該說,違紀金額之大令我們吃驚!當然,違紀金額的逐年上升與我國審計技術的發展有密切的關系,但它是以會計信息失真的存在為前提的。相反,由于審計不可能查出所有的違紀金額,企業真正的會計信息失真的狀況比上文所分析的還要嚴重的多。審計署的審計結果所反映的會計信息失真狀況與財政部在1999年7月至今共七次抽查企業會計信息質量的結果也是一致的。從總體上看,財政部會計信息質量抽查結果表明,我國企業會計信息失真問題普遍,不少企業違紀問題十分嚴重。另外,我們(吳聯生,2000)的調查結果也表明,上市公司經營者在某些會計信息的披露上沒有遵守披露制度;同時,很多實證研究結果表明,自從凈資產收益率(ROE)作為上市公司申請配股的依據之一,上市公司在ROE數據上存在著明顯的操縱行為。上市公司所披露的會計信息是必須經過注冊會計師審計的,并且有專門的監督管理機構,即使如此,它們仍不能為社會公眾所信任,相對來說,披露要求更為寬松的其他企業會計信息,其質量可想而知。

  四、人類有限性與會計信息行為性失真

  會計規則能否產生真實的會計信息,不僅取決于會計規則與會計域秩序的一致性以及會計規則執行人對會計規則執行的主觀動機,而且還取決于會計規則執行人的具體執行行為,即會計規則執行人是否能夠完全正確地對會計規則進行實施。然而,人類一個根本性的特征就是有限性,“如果不理解人類的有限性,那就也不理解人的本性”(巴雷特,1995)。人類的有限性就是人類局限的問題,它“不僅僅是我們的局限的數目,相反,人類的有限性把我們帶到人的中心,在那里,確實的存在和否定性的存在恰好重合而且相互滲透到這樣程度——人的力量與其感情相重合,他的視覺與其失明相重合,他的真相與假象相重合,他的存在與不存在相重合。”(巴雷特,1995)

  會計規則執行人作為一個存在的人,有限性同樣是他存在的構造性因素。有限性這種構造性因素的存在,決定會計規則執行人不可能對會計規則的執行永遠正確。首先,會計規則能夠被實施的前提是會計規則執行人對會計規則的理解程度。當然,我們不敢否定絕大多數人對一般會計規則的理解是非常透徹的,這就如我們不能否定絕大多數的人能夠看見色彩繽紛的世界一樣;同時,我們必須承認肯定存在一些不能很好理解會計規則的會計規則執行人,況且會計畢竟是一門具有專業技術的學科,這就如同樣會有一些人是失明的,他們只能生活在黑暗的世界之中。從個體的角度來看,某一會計規則執行人對某一會計規則的透徹理解,并不能說明他對其他會計規則的透徹理解,也不能說明其他會計規則執行人對這一會計規則以及其他會計規則的透徹理解。而站在整個社會的角度來看,不僅體現在會計規則始終處于不斷的變化之中,而且會計規則執行人也處于不斷的變化之中。這樣,會計規則執行人還未透徹理解會計規則就執行會計規則的可能性會經常存在,這種可能性的存在就決定了會計信息行為性失真的存在。其次,會計規則的具體內容是會計規則執行人將會計規則運用于具體實務之中的根本依據。如果會計規則能夠對所有的會計事項的處理給出了明確的方法,顯然,它可以說是完備的,會計規則執行人只要按照它的要求對其進行相應的處理即可。但事實表明,會計規則與企業契約具有共同的性質,它是不完備的,即它不可能對所有的會計事項都作出明確的規定,而會計事項的處理則是會計規則執行人根據會計規則的基本要求而運用專業判斷而實現的。既然存在專業判斷,那么,人類的有限性決定了其間存在錯誤判斷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的存在同樣決定會計信息行為性失真的存在。即使會計規則執行人能夠正確理解會計規則并對其具體運用作出了正確的判斷,會計規則執行人仍可能在按照他的理解與判斷對會計規則進行實施中存在錯誤,其原因仍然在于人類的有限性。人可以創造性地工作,但誰也無法保證他的每一個行為與他所想的完全一致。雖然電腦是由人發明的,但是只要給它一個指令,它可以完全按照這一質量的要求進行工作;而人類卻無法做到這一點,即使人類再聰明也無能為力。可見,人類有限性是會計信息行為性失真存在的根本原因。

  雖然會計信息行為性失真已經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大家的認可,但是,能夠直接用以說明行為性失真存在的直接證據比較少。不過,審計的產生和發展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會計信息行為性失真的存在。上文已經論述到,揭示舞弊是審計發展第一個階段的主要目標,隨著審計向制度基礎審計和風險導向審計階段的發展,揭示舞弊雖然不再是審計的主要目標,但它一直是審計目標的重要組成部分。而檢查錯誤和揭示舞弊一樣,也是審計發展第一個階段的主要目標。隨著審計的發展,它逐步喪失了主要目標的地位,但也從來沒有被淘汰出審計目標之列。另外,世界各國發展會計教育,提高會計人員的素質,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預防與降低會計信息行為性失真,而會計信息行為性失真的存在則是發展多層次會計教育的重要動力之一。另外,我們也找到了一個雖不完整但很確切的證據:上海物貿信息工程公司對1999年3月10日至3月16日刊登年報的59家上市公司年報的編制正確程度進行了分析,結果有13家上市公司的年報編制不平衡,占上市公司總數的22.03%;不平衡所涉及的項目數為23個,平均每個年報不平衡的上市公司編錯1.77個項目;在“會計數據和業務數據摘要”中出現錯誤的共有12家上市公司,占上市公司總數的20.34%;錯誤所涉及的項目數為17個,平均每個出現錯誤的上市公司寫錯1.42個項目。如果把兩種錯誤綜合起來看,共有21家上市公司至少出現一種錯誤,占上市公司總數的35.59%;錯誤所涉及的項目數為40個,平均每個出現錯誤的上市公司寫錯1.90個項目。如果這59家上市公司年報的編制水平能夠代表所有上市公司年報的編制水平,那么,35.59%的上市公司年報存在技術上的錯誤,可以說,會計信息行為性失真比較嚴重,況且,能夠被找出來并進行統計的錯誤還只是所有錯誤中的一小部分,因為統計者無法設計上市公司會計業務的整個過程,甚至無法確定年報中數據之間的所有勾稽關系,而只是關注了年報的整體平衡問題以及摘要與報表一致性問題。



  五、“三分法”下會計信息失真的結構及其簡要治理思路

  會計信息失真“三分法”表明,會計信息失真的存在與會計規則和會計規則執行的主觀動機、具體執行行為相關。由此,會計信息失真可以區分為會計信息規則性失真、會計信息違規性失真和會計信息行為性失真。根據上文的分析,它們之間存在著如下的關系:真實的會計信息是會計域秩序經過規則性失真、違規性失真和行為性失真的三層先后過濾而形成的,而每一次的過濾都減少了真實會計信息的量。假設規則性失真、違規性失真和行為性失真的比例分別為,那么,它們的關系可表示為如下圖所示。

  從具體治理思路上看,三類不同會計信息失真的治理顯然是有著顯著差異的。會計信息規則性失真的治理首先在于會計規則制定者要準確及時地把握會計域秩序,在此基礎上能夠盡可能地運用已有存在于所有人頭腦中的會計知識以及創新的知識,對會計域秩序進行準確地表達。而會計信息違規性失真的治理關鍵在于設計一個合理的責任合約安排,使會計規則執行人的違規行為所帶來的成本超過由其帶來的收益,從而改變理性的會計規則執行人的行為決策。會計信息行為性失真的治理措施則主要在于加強會計教育,不斷提高會計人員素質,以及加強會計工作中的核查與驗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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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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