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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發現時代”催生新漢學

發布時間:2019-04-01 10:31

  漢學本身就是跨文化交流的產物,我始終認為漢學的出現是世界歷史上的一場大運動,一股大潮流。16~17世紀,西方文化傳播到東方,中國和西方的文化傳統正式“見面”,開始接觸、碰撞,也開始了它們融合、交流的過程。從那時起,就產生了這股非常大的潮流,或者說是這場大的運動,直至今日,這股潮流也沒有完全結束。


  在這股大潮中,西方產生了漢學,中國產生了西學。所謂漢學,就是國際上對中國的歷史、文化、語言和文字等方面的研究。相應地,中國也產生了對西方的文化和歷史等方面的學習與研究,即西學。所以說,漢學和西學的產生都是16~17世紀以來跨文化交流的結果。如果結合中國的歷史,我們會發現這有更加特殊的研究意義。


  明清之際,中國處于一個前所未有的歷史大變遷時代,有人說這是一個“天崩地解”的時代,當時的一些學者已經意識到這樣的一種變遷。那時候來到中國的外國人,特別是歐洲人,包括傳教士和學者,他們剛剛看到陌生的中國文化,從不了解到力圖去了解,我認為他們做了一件很正確的事,即根據自己在歐洲文化背景下所積累的學識和經驗,開始探索和學習中國的經典著作。我認為,這個決定是非常重要的,影響也非常深遠。他們首先學習和探索的是作為中國傳統文化核心的文獻,正是他們把中國的經典介紹到了西方,介紹過程中不可避免地產生了種種誤解和曲折,但歷史意義重大。


  所謂跨文化,也就是不同的“學”,所以產生了“漢學”“西學”和“國學”。王國維在《〈國學叢刊〉序》中,曾經探討過中國的“學”和外國的“學”到底有沒有差別這個問題。他認為學無中西,世間學問也不過就是這么幾種,一種是科學,一種是史學,一種是文學。這三種“學”,中國有,外國也有,中國和外國的“學”應該是一樣的,不過就是所得不同、所用的語言不同罷了。錢穆在《國學概論》中也持相似的論點,他說,“國學”這個詞以后不會長期存在,因為“學”沒有中西。


  我認為,他們的觀點都有一定道理。“學”在一定意義上是不分中西的,即在具體的客觀知識上無所謂中西,但是我們也應該充分認識到,不同國家和民族之間,文化是不相同的,所以跨文化交流非常重要。正是基于這種情況,明清之際,在中西文化接觸交融的過程中,外國人力求認識了解中國的文化,產生了漢學;同樣,中國人力求認識了解外國的文化,也就有了西學,而且在對待西學這個詞上,中國還產生了一個詞,就是“中學”,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后來中學也稱國學。從明清之際到晚清,再到“五四”前期,都曾出現過中學和西學的討論,“國學熱”也隨即產生,直到今天,我們仍處在“國學熱”的討論中。


  中學和西學之間的討論涉及如何認識和對待中國的傳統文化問題,特別是作為傳統文化的經典更值得關注。在外國的漢學界,有關怎樣理解和詮釋中國經典的討論從來沒有間斷過。我們很高興地看到有些專家在這方面作了非常大的貢獻。王國維說,他所處的20世紀是一個發現的時代,我可以大膽地說,現在是一個大發現的時代。這些年,我們在文獻方面做了進一步研究,又發現了一些經典,這是過去大家沒有機會看到的。我們正處在一個重新發現和認識中國經典的時期,在這個時期,我們可以有一個新的漢學。


  中國的歷史文化有一個很突出的特點,就是中國在歷史上一直在吸收其他文化的優秀傳統。如果說漢學本身是一門研究中國歷史文化的學問,那么,這門學問從來就有,即我們常說的中學或國學,這是中國的傳統。但是,國學在和西學接觸之后,有了很大變化,今天再說國學,當然已經不是傳統的、舊意義上的中國傳統學問,而是在全世界影響下,正在走向現代化和世界化的一些新的研究,是新漢學。本文來自《世界漢語教學》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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