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巴巴彩票官网|91彩客彩票官网
歡迎來到學術參考發表網

關于專科以上畢業生就業訓導班研究

發布時間:2015-12-09 15:03

  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生就業訓導班(以下簡稱就業訓導班)是行政院依照1936年6月23日第268次會議決議,臨時設立的專科以上學校未就業畢業生就業訓練和推介機構。教育部在發給各專科以上學校的訓令中說:“為盡量登用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生以輔助行政及經濟建設起見,除茲由考試院于本年九月舉行臨時高等考試外,特于首都舉辦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生就業訓導班,招收最近三年度(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年度)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生(尚未就業者)一千名,施以短期訓練及實習,考驗合格,按照成績分配工作。”[1]就業訓導班的開設表面上是政府為解決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生就業問題而采取的積極措施,事實上其設立十分被動,效果亦很有限。

  一、就業訓導班設立緣由

  1.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生失業問題十分嚴重。20世紀30年代前期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生失業問題非常嚴重,學校及畢業生人數的迅速增長、社會動蕩、經濟危機和工商業的不發達,使得就業成為十分頭疼的社會問題。1933年出版的《中國教育問題之討論》一書中寫道:“十數年前,中學畢業生沒有出路;五六年前,專科以上學校學士也沒有出路;近一二年來,連吃了面包回來的外國留學博士碩士也幾乎沒有出路了。” [2]即便是中央大學這樣的一流院校,學生就業也大成問題。據1934年8月《申報》報道,“中央大學本屆畢業生400余人,有300余人未得工作” [3]。個別較為落后的省份,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生的失業率更是高得驚人。1934年9月《大公報》報道,山西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生人數“以最近四五年內為最高,今年(1934年)更打破紀錄,人數達到480人,目下正式找得職業者,僅1/10。”[4]教育部1936年曾對國內84所專科以上學校1933年、1934年兩年度畢業生就業進行過統計,84校兩年度的畢業生共為15 216人,其中未就業者共2 000人,占畢業生總數的13.1%[5]。

  2.爆發了第一次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生職業運動。20世紀30年代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生就業形勢的惡化,導致了畢業生職業運動的爆發。1934年,在專科以上學校較為集中、畢業生人數多而就業環境又相對惡劣的北平,首先爆發了畢業生的職業運動。職業運動大同盟盟員聯名發表宣言稱:“三十年來,政府及社會人士,但知廣設學校,造就人材,而如何安插統計,則無人過問,任其自為問題,而不加以解決,則情勢日益嚴重”,“同人等為時勢之需要,為自身職業之企求,不能不有大同盟之組織,以公開之方式,求職業問題之解決”[6],并推派代表分別赴南京、江西等地向國民政府請愿。北平學生掀起的職業運動,得到全國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生的聲援,一時間畢業生職業運動風起云涌,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

  3.國民政府的就業措施無濟于事。1934年畢業生職業運動爆發之后,為平復學生情緒,南京國民政府先后采取了一系列促進畢業生就業的措施。(1)加強控制文科招生數,降低文科學生比例,糾正文法科教育畸形之發展。文法人才過剩不合社會需要,而農工醫人才缺乏不能推進建設事業之認識,早在國民政府初立時即已產生。20世紀30年代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生就業問題凸顯之后,教育部的對文科招生的限制愈益加強。從1931—1936年,文科類(文、法、商、教育、藝術)招生比從74.58%降至55.23% [7]。(2)成立全國學術工作咨詢處及公私立專科以上學校職業介紹機關。全國學術工作咨詢處成立于1934年10月,負責對高端人才進行調查、登記,并介紹其就業。為配合全國學術工作咨詢處的工作,教育部還下令各省與全國各公私立專科以上學校設立職業介紹機關。截至1937年4月,全國共有58所專科以上學校設立了職業介紹機構,其中公立(包括國立、省立)專科以上學校33所,私立專科以上學校25所[8]。此外,全國學術工作咨詢處還嘗試與銀行合作實行小工業貸款,扶助有志于從事工業建設的工科學生。(3)著力增加各種招錄考試。1934年11月25日,國民政府考試院決定,自1934年起由政府主持專科以上學校學生畢業考試,與任用考試相聯系。在“定期考試外,擴大各種臨時考試,只須各機關需要何種人材,通知考試院,即可隨時以簡便之方法,迅速舉行……務使考取數日以增多,借廣學校畢業者之出路。”[9]然而到1936年,除高校文、實科結構得以顯著調整外,其他措施施行效果極其有限。全國學術工作咨詢處自成立到1936年4月底,在該處經審查合格予以登記的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生共有1 565人,介紹成功者僅195人[10]。此外,1935年10月起,在南京、西安、廣州三地同時舉行的抗戰前規模最大的一次高等考試(第三屆),參加普通行政人員、財務行政人員、教育行政人員、統計人員、外交官領事官、司法官、會計審計人員、衛生行政人員、建設人員等9類考試的3 941人,被錄取者僅有251人(其中3名為女性)11]。

  4.爆發了第二次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生職業運動。在政府就業措施不力的情形下,1936年5月北平再度發生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生的服務運動。在服務運動大同盟散發的《告畢業同學書》中,學生對政府的就業措施提出了公開的批評,“雖然在一九三四年,也曾有過類似服務運動的所謂職業同盟,而他們所努力的結果,是口惠而實不至的工作咨詢處、介紹所的設立,這種問題的本身,有何禆益?”學生進一步提出,“我們要求解決的,不是口頭允諾、咨詢處和介紹所的成立,而是分發任用。”[12]

  5.成立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生就業訓導班。為減少學生鬧學潮的可能性,解決就業問題,1936年6月時任行政院長的蔣介石提議對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生進行短期訓練后加以任用。當月23日行政院即通過該提議。不久,訓導班籌備委員會奉命成立。7月初,北平服務運動同盟的請愿代表抵達南京向國民政府請愿。在這種情況下,就業訓導班加快了籌備進程。18日訓導班籌委會召開第二次會議議決訓導班簡章,決定由教育部主持學員的招收,學員數額定1 000名,分兩期訓練,每期訓練4個月,實習3~4個月。學員在入學前經教育部醫學教育委員會體檢合格后,即可辦理入學手續。

  二、就業訓導班的突出特點

  就業訓導班計劃招生1 000名,實際上各校各處保送學員共有4 222人,后經考核,分兩期錄取了1 500人[13]。1936年10月15日訓導班正式開學,一期學員456人。就業訓導班被國民政府賦予了解決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生就業問題的重大使命,正如就業訓導班班主任丁惟汾在開學典禮報告中所言,“訓導班之設立是一種新的事業,他的使命非常重大,它的性質與普通專科以上學校不同,教訓設施,均無成例成法可沿。”[14]從就業訓導班第一期來看它的確與普通專科以上學校不同。

  1.以未就業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生為訓導對象,學員來源十分廣泛。訓導班以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1933—1935年度未就業畢業生為訓導對象。從畢業院校來看,第一期學員畢業于國內外83所專科以上學校。456名學員中422名畢業于國內76所專科以上學校,占學員總數的96.93%;14名畢業于國外7所專科以上學校,占學員總數的3.07%。422名國內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生中,136名畢業于國立院校,占32.3%;66名畢業于省立院校,占 15.6%;240名畢業于私立院校,占52.1%。14名國外院校畢業生中12名畢業于日本院校,占85.7%。學員畢業科系共有45個之多,但分布非常集中。從科別來看,法科最多,占學員總數的51.75%;文科其次,占28.73%。工、理、商、農各科則相對較少,分別為5.04%、3.95%、 3.95%和1.1%。從系別來看,畢業于法科法律系學員居第一,占學員總數的13.68%;其次是文科中國文學系,占11.18%;再次是法科政治系和法科經濟系,分別占10.96%和9.87%。從學員籍貫來看,學員共來自23個省份。其中江蘇籍最多,占全部學員的18.86%,其次是河北籍學員,占11.18%。其他學員較多的省份依次是廣東、浙江、山東、湖南、山西、福建和遼寧,此9省之和占學員總數的76.96%。

  2.以政府為后盾,規模大、力量強、師資雄厚。就業訓導班每期正取500人,備取250人。第一期實訓學員456人(含9名自行退學者),以學員人數計,規模與正規專科以上學校無異。而一次培養如此多的畢業生,國內專科以上學校可比肩者極少。以上海為例,上海專科以上學校中畢業生最多的復旦大學1931年也僅有畢業生441名[15]。此外,就業訓導班由行政院主辦,附設于中央政治學校。蔣介石親任就業訓導班委員會會長,以教育部長王世杰、實業部長吳鼎昌、行政院秘書長翁文灝和中央政治學校教育長丁惟汾(兼班主任)為常務委員,委員包括蔣作賓、張群、何應欽、陳紹寬、孔祥熙、俞飛鵬、張嘉璈、吳忠信、陳樹人、劉瑞恒、何廉等,均為政界、商界、教育界名流,辦學聲勢可見一斑。

  就業訓導班有很強的教職員陣容。其教職員之強,一是在于人數多。訓導班一期有職員60名、講師75名和軍訓教官8名,教職員總數達143名,其教職員與學員數之比約為1931年上海專科以上學校教職員與在校生人數之比的2倍。1931年,在校學生達1 344名、畢業生數達441名的復旦大學,教職員總共只有144名。二是在于資歷非凡。訓導班各門課程均由中央政府各對應部門派員講授,講師數目達75 名。這些講師不僅是各科專家而且是中央各部高級長官,75人中有68人具有專科以上學校學歷,51人曾留學海外,其中獲碩士學位者18人,獲博士學位者5 人。不僅講師如此,就連訓練班訓育處和軍事訓練部職員也資歷不凡。

  就業訓導班的辦學資金,正規專科以上學校也望塵莫及。在整個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專科以上學校辦學資金始終處于困難狀態。1934年政府預算雖規定年支出的15%用于支持教育文化事業,但實際上這是個從未達到過的目標。1936 年教育文化預算總額曾達到過4.5%的高度,而同年軍事撥款占32.5%,公債還本付息占24.1%[16]。辦學如此拮據,學生“在訓練期間得月給津貼30元(包括膳宿、零用);實習期間,每人得酌給津貼四十元(包括膳宿)”,只有辦學聲勢大、力量強的就業訓導班能夠做到。

  3.以行政就業為指向,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培養目的十分明確。 就業訓導班以培養學員輔助行政為目標,訓練4個月,實習3~4個月,理論培訓與實習實踐相結合,培養目的十分明確。其訓練要旨有四項:一為精神訓練,注重人格之修養;二為體格訓練,注重體育與軍事;三為法令概要,注重機關之組織及文書程式;四為各科概要及現有各種事業之概況。這四項要旨充分地體現在其訓練期間的課程設置上。從講授課程來看,訓導班為學員設置了36門課程,這36門課程包括政府組織、法制運用、人事管理以及各種建設事業之概況等內容,幾乎涵蓋了政府行政的所有方面,授課時間長達242小時。此外,就業訓導班對學員實行軍事化管理,還開設有戰術學、軍制學、兵器學、交通學、筑城學、地形學等軍事課程。 第一期訓練到1937年1月結束后,就業訓導班根據學員所學的專業與培訓期間的成績,委派其到國民政府的各機關實習。其中到實業部的99人,到鐵道部的 50人,到財政部40人,司法行政部15人[17]。就業訓導班也向各銀行推介實習生,如中國實業銀行、國華銀行、四明銀行、中國企業銀行、上海商業領儲蓄銀行等。

  三、就業訓導班折射出的大專以上學校畢業生就業問題

  1.社會動蕩,經濟不發達,大專以上學校畢業生失業非常普遍。大專以上學校畢業生失業的普遍和嚴重反映在就業訓導班的學員數量和來源范圍上。從數量來看,1933— 1935年大專以上學校畢業生僅有26 959人,保送就業訓導班者即達4 222人之多,占15.67%;從范圍來看,456名學員來源于83所專科以上學校、23個省份。盡管數據顯示,國外畢業生就業好于國內畢業生;國外畢業生中歐美畢業生又好于日本畢業生;國內畢業生中國立院校畢業生又好于私立院校畢業生。但畢業生就業之難,就連以往就業有優勢的留學生、名校畢業生、熱門專業畢業生也不例外。據就業訓導班第一期學員校別人數統計表,12 名畢業于日本院校學員中,6名畢業于東京大學、兩名畢業于早稻田大學、兩名畢業于明治大學、1名畢業于九州帝國大學、1名畢業于奈良女子高等師范學校;而 76所國內院校中,參加就業訓導班人數排前五位的分別是:國立北平大學(30人)、私立大夏大學(21人)、私立復旦大學(17人)、國立北平師范大學(16人)和國立中央大學(14人)。就連地理位置優越、專業應用性強、畢業生人數少的上海商學院,其畢業生就業也成問題。1933—1935年該校會計、銀行、國際貿易、工商管理系畢業生總數不過166人,據該校所呈請求參加就業訓導班名單來看,到1936年申報之時1933—1935年度畢業生中未就業者達26人,其中僅有3人曾擔任過教職,其余則從未有過工作 。

  大專以上學校畢業生失業的普遍和嚴重,首先是社會動蕩和經濟不景氣的必然結果。1931年以后,世界性的經濟危機、九一八事變和頻發的自然災害對社會經濟造成了極大的破壞。新設工廠數量逐年減少。據統計,1930 年全國新設工廠119家,1931年降為113家,1932年降為87家。更為嚴重的是,新設的工廠數遠遠低于歇業的工廠數。以上海1934年為例,這一年新設工廠28家,改組291家,歇業的有70家[20]。九一八事變后,日本在華北地區進行的武裝走私,使得本已處于衰退之中的經濟雪上加霜,造成企業的大量停業。社會動蕩不寧、東北地區淪喪及經濟衰退使得社會總體就業壓力大增。上海國際勞工局中國分局的調查報告顯示,1935年中國失業人口總數估計達5 893 196人[21]。在這樣的局勢下,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生的就業機會勢必大大減少。

  2.高等教育仿效歐美,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不相適應,結構性失業嚴重。就業訓導班學員畢業科系結構表明,法、文兩科畢業生就業較工、理、商、農各科艱難,其中法律、政治、中國文學專業最甚。這與教育部1936年對國內84所專科以上學校1933年、1934年兩年度畢業生就業統計結果一致。該統計表明:兩個年度,文科(文、法、商、教育)未就業者占畢業生人數的比例為16.6%,實科(理、農、工、醫)為5.7%。文、實科就業率之懸殊與南京國民政府建立之后高等教育的盲目發展關系甚緊。

  高等教育發展之盲目重點不在于專科以上學校數目的增長及在校和畢業學生數目的增加,因為自民國設立以來至1935年,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生總數不到8萬人 [22]。人口以4億計,每萬人中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生僅有不過二人。高等教育的盲目發展在于專科以上學校的濫設以及科系和課程設置的不符國情。

  濫設專科以上學校,私立最盛。據統計,1928—1933年,全國專科以上學校數量在短短的五年內上由74所升為108所,其中絕大多數是私立學校。這一時期,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數量僅由48所上升到57所,而私立專科以上學校則由26所增加到51所[23]。以上海為例,1931年上海33所專科以上學校中私立學校達23所。然而就學生數目而言,1931年上海專科以上學校學生平均每所不過433人,其中學生數在300以下的共16所(私立9所),200 人以下的13所,100人以下的有4所,最少的中法國立工學院只有28人。每校學生平均數如此之少,加上經費常常不足,因此大多數專科以上學校辦學因陋就簡,喜設簡單易行的文科,這成為大專以上學校學生文實科比例失調的原因之一。文實科比例失調的程度,據統計,1932年、1933年、1934年三個年度全國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生中文科類(包括文、法、商、教育)畢業生分別占到72%、70%和71%[24]。當然,文實比例失調在根本上卻是近代中國教育體制因襲美日諸國,教育設計不適國情所致。教育設計不合理不僅表現在文實科比例與國家發展需要不相適應上。

  高等教育辦學的粗糙、教育體制的抄襲、課程設置的不切實際,使得專科學校以上畢業生在社會上往往有眼高手低之嫌,有的甚至被工人譏諷為“飯桶”[25]。至于粗制濫造之學校,胡適曾經斷言,“凡功課太松,管理太寬,教員不高明,學風不良的學校,每年盡管送出整百的畢業生,他們在社會上休想得到很好的位置。偶然有了位置,他們也不會長久保持的。”[26]專科以上學校教育存在的問題,使得在社會政治經濟困頓時期原本困難的就業局勢更加惡化。

  3.用人機制不良,就業渠道狹窄。 就業訓導班學員從訓導到實習到分配工作,概由行政院支配,即行政院為學員打通了學用的通道,避免了社會用人機制的弊端和無效率。

  近代中國專科以上學校生的就業,向來聽任雙方自由抉擇,并沒有加以統制。由于傳統因素的影響,中國選取人才更多的是采用引薦制,而不是公開地選拔,社會上大多數企業機關用人都是靠相互援引、熟人介紹,并且需要中人作擔保,對于人選問題采取合理制度的,可以說是寥若晨星。加之國內沒有一個足以取得社會絕對信任的人才介紹機關,使得在職業機會并不充足的20世紀30年代,往往出現有用人單位找不到合適人才的矛盾現象,這種供求不相為謀的現象也是常見的事。這樣更加深了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生謀業的困難。時人指出,“吾人痛嘆自十七年統一以還,至今已七八年,而官吏任用迄未入軌,試一查中央地方各機關之用人,要之多由請托推薦而來,其登庸者,大抵各有后援,非親即友。即專以中央論之,官署之多,為全國冠,然試問各級官吏,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生占幾分之幾?”[27]

  以上海商學院為例。1932年該年畢業生不過只有35名,而1931年冬和1932年夏,校方分函至政府各部、各大銀行及蘇、浙、皖、魯、川、粵政府各廳推薦畢業生達23次之多。非應屆畢業生遇有失業也往往返求母校舉薦以求謀得職業。此外,單位公開招錄信息也往往通過私人渠道轉達學校,校方為爭取此類機會不遺余力,拳拳之心躍于紙上。1931年5月20日,校友中國國貨銀行熊菊齡來函,謂該月24日該行舉行辦事員考試, “此種機會不可多得……敢煩先生轉告母校同學”。1931年11月,接沈達時消息知鹽務稽核總所招考職員;16日,校方具函朱所長:“敝院尚有畢業生多名,擬前來投考,即祈賜報名單,以便分發填送,屆時并請優加拔擢曲予成全”;21日,致函沈達時:“日前接讀……無如同學前往報名時,業已停止報名,以致諸同學咸抱向隅之憾,籌思再三,惟有商懇臺端從中設法,準予報名,以便應考”;想來該所托辭考場狹小,因為24日校方致鹽務稽核總所的函中說:“此次貴所招考,因考場狹小,有不再容納之說,敝院同學聞之,殊為悵惘,茲特專函請求,務乞先生垂念該生等向慕之殷,格外通融,準予一體考試,俾資成全。”如此可見當時尋求職業途徑之狹窄及對私人介紹和通融的依賴。

  4.畢業生學非所用,政界和教育界成為就業的最大流向。就業訓導班學員以輔助行政和經濟建設為訓導指向,不管原畢業科系如何,訓導結束大多被委派到國民政府的各機關服務。一則反映了政府成為容納畢業生的主要和最終處所之一,二則反映了那個時代學非所用的普遍和無奈。

  20世紀30年代,社會動蕩,工商業不發達,專科以上學校教育的弊病,加上傳統的學而優則仕思想的影響,使得“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生除了絕少部分往生產機關服務外,其余的都在政教兩界”[28]。就連開設會計、銀行、工商管理和國際貿易等經貿應用類專業、身處全國經濟最發達之地的上海商學院,其畢業生從政和從教者也占有很高的比例。上海商學院第三屆畢業紀念刊載有1933年、1934年度畢業生職業類別比較圖。表中數據表明,1933年和1934年上海商學院畢業生在教育和軍政界就職者占畢業生總數的70%以上,其中從教者最多,兩個年度均達到60%以上[29]。上海商學院尚且如此,其他綜合類專科以上學校更可想而知。實際上,較之教育界,廣大的畢業生更愿意進入政界,“各校畢業生初入社會,往往以能在政府機關為榮,家庭父兄希望如此,青年本身之希望如此”[30],但畢竟政府機關的位置有限,這樣就使得政界的就業壓力非常大。在進不了政界的情況下,許多畢業生退而求其次,把從教作為自己的出路,未受過師范專業教育的教師人數迅速增加,出現了大批畢業生擠教育界獨木橋的現象。

  四、就業訓導班是國民政府解決就業問題的又一項權宜之計 不僅如此,就業訓導班學員受訓結束后,也未必都得到了政府委派的工作。政府部門原本人浮于事,擁塞不堪,因此訓導班一期學員并未能全部被政府和相關單位吸納。全面抗戰開始后,就業訓練班未派學員50余人,與其他政府各部裁撤人員一起,被組織進了戰地服務團[31]。

  2.國民政府就業措施并沒有觸及到就業問題的根本。造成20世紀30年代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生就業難的最根本原因是社會經濟發展遲緩,就業機會難以創造。要解決專科以上學校生就業難問題,舍發展經濟外別無他途。然而,近代的政治環境又極大地束縛了經濟的發展,要發展經濟就必須改良政治。當時的社會和政府并不是沒有認識到這一問題。1934年4月出版、何清儒所著之《中國青年職業問題》就把就業難的原因歸結為政治的不良、社會的不安、教育的不合、經濟的不足和心理的不足。他認為這些原因導致了機會缺乏、選才不公和人才不適用[32]。蔣介石也在1936年10月15日就業訓導班開學訓詞中說:“吾國知識分子失業者之所以獨多,其故原非一端。如經濟貧困、百業不興;如政軌未修、賢能失任;如社會紛亂,才愚莫辯,皆使學無所用之客觀原因,國家誠當竭力設法以排除之”。然而在內憂外患之下,國民政府一則對于畢業生就業工作無暇顧及,二則對專科以上學校生就業問題無能為力,在面對就業問題時,總強調“教育上之缺陷與青年本身修養之不健全”等主觀原因,“所以我們只見到口是心非的高調政策”[33]和治標不治本的臨時措施,設立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生就業訓導班即是其中之一。

  就業訓導班之設立,誠如1937年1月30日蔣介石在一期學員受訓期滿訓詞中所言,“延聘各科專家暨中央機關高級長官,為諸生講授各科之要義及其應用,并泛涉政府組織、法制運用、人事管理以及各種建設事業之概況,諸生對于以前所學,條貫整理,得一明確之自信。對于準備就業之常識資以應付。益以精神體格之鍛煉,使一般生活散漫之習慣,為之整飭約束,樹立正確之信仰而自納于有紀律有秩序之行動。時期雖短,而所造于諸生者,當非淺鮮也。”然而不管國民政府賦予就業訓導班多么重大的使命,其作用也僅限于此,并不能達到使“全國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生能各就適當之業務、克盡最大之貢獻”的目的。具體而言,就業訓導班的設立不僅受訓人數有限、流向渠道不暢,而且并未觸及就業問題的根本,因而在解決就業問題上效果十分有限,只是國民政府解決就業問題的又一項權宜之計。

  1.就業訓導班受訓人數有限,就業渠道不暢。就業訓導班學員由各專科以上學校就1933—1935年度未就業畢業生,及教育部就 1933—1935年度國外專科以上學校未就業畢業生進行保送。各處保送的學員,共計4 222人,后經考核,分兩期錄取了1 500人。所錄取者只占保送的1933—1935年未就業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生的1/3強。其中上海商學院上報請求參加就業訓導班畢業生共計26人,后來被錄取者11人,11人中參加第一期訓導學員僅有3名。因此,就業訓導班解決1933—1935年度專科以上學校畢業生就業問題的力度非常有限,更不用說還存在其他年度失業的畢業生了。

學術參考網:http://www.qfkih.com.cn/jy/gd/142382.html

上一篇:地方院校法學本科教育如何定位與改革的研究

下一篇:關于護理專科生狀況研究

彩巴巴彩票官网 新时时输了好多钱 御彩轩计划软件免费版 双色球预测软件手机版 大乐透中奖规则及奖金 龙虎和怎么下注能赢 赌场二十一点如何必胜 北京pk赛车4码计划最准 腾讯分分彩后三组选包胆怎么选号 足球比分360 双色球走势图新浪爱彩一号店 重庆时时彩龙虎2期计划 晚上买马什么生肖会中奖 欢乐生肖开奖结果 极速3d技巧规律 二八杠游戏规则 大乐透预测专家汇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