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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模式的政治經濟學分析

發布時間:2015-12-02 17:33

  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中國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經過30多年的不懈努力,中國成功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轉折,推動了經濟持續快速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和綜合國力的大幅提升,“中國經驗”、“中國道路”、“中國模式”受到全世界日益廣泛的關注。中國發展模式最引人矚目的是它的增長奇跡。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中國經濟持續30多年10%左右的高增長率?最具歷史意義的是這一奇跡背后所蘊含的制度和理念:到底存在不存在一條與西方資本主義不同的成功的發展道路以及制度和理念?這是近現代中國歷次重大社會變革所關注的持久主題,也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過程中共同面臨的抉擇,如何回答這一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歷史發展的方向和未來世界的面貌。中國發展模式的內涵是十分豐富的,體現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個方面。本文主要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分析中國經濟模式的特征與意義。第一節綜述對中國經濟模式認識的演進與發展,第二節闡明中國經濟模式的主要特征,第三節分析中國經濟模式面臨的矛盾與選擇,第四節概述中國經濟模式的意義,包括普遍性與特殊性。

  一、 對中國經濟模式認識的演進與發展

  對中國經濟模式的認識和研究是隨著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而不斷發展的。早在20世紀50年代后期即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之初,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黨的第一代領導人就提出要實現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的第二次結合、走自己道路的指導思想,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進行了初步的探索。在學術界,以孫冶方等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對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的一些重大問題也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理論成果。從指導思想和實踐進程看,中國經濟模式的發展方向無疑是在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形成的。就學術層面來說,對中國經濟模式的認識存在著不同的流派和觀點,其演進在改革開放以來大致經歷了以下三個主要的發展階段。

  (一)比較經濟學的范式:20世紀80年代對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模式的探討

  經濟改革的初期,一方面,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踐對改革理論的需求日益強烈;另一方面,正統的西方經濟學和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又缺乏關于市場經濟體制演化的系統理論。在這種情況下,比較經濟學的理論大顯身手,成為探索經濟模式的重要理論支柱。在理論上,蘇聯東歐等國外學者關于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理論,如蘭格的“計劃模擬市場”模式、布魯斯的“含市場機制的計劃經濟”模式、奧塔·錫克的“宏觀收入分配計劃調節下的自由市場”模式、科爾內的“宏觀調控下的市場協調”模式、諾夫的“可行的社會主義”模式等,都曾在中國學界受到重視。在實踐中,南斯拉夫的自治社會主義、匈牙利的新經濟機制、戈爾巴喬夫的新思維以及東亞模式、北歐模式、英美模式等,都曾引起人們的關注。在比較研究的基礎上,國內學者對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進行深入的探討,取得了許多重要的成果。例如,劉國光、戴園晨、張卓元等提出體制模式與發展模式的“雙模式轉換”論和企業改革與價格改革兩條主線協同并行的“雙向協同”改革戰略;①厲以寧等提出企業改革主線論和股份制作為企業改革主要形式的觀點;②吳敬璉、周小川等提出以價格改革為中心進行綜合配套改革的“協調改革”觀點;③董輔礽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八寶飯”的混合經濟觀點;④衛興華、洪銀興和魏杰提出“計劃調節市場,市場調節企業”的有計劃商品經濟的運行模式;⑤等等。從1987年10月起,國家體改委委托有關經濟主管部門、科研機構、大專院校以及少數省市的專家學者,研究1988—1995年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期規劃,形成了幾份具有不同特點的綜合規劃和總體報告,集中體現了那一時期人們對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的系統認識。

  比較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對于我們正確借鑒國外的經濟模式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它在擺脫傳統計劃經濟理論的束縛和探索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方面功不可沒。但是,比較經濟學的方法存在重要的局限。一方面,它是經驗的而不是規范的,它對歷史和現實中存在的經濟體制從實證的角度進行比較和概括,但是并沒有形成關于制度變遷的一般理論。另一方面,這一理論又是抽象的,而不是現實的,因為它把不同社會制度和不同歷史環境下形成的經濟體制簡單化、圖式化。西方比較經濟學最主要的弊病是缺少唯物史觀和辯證法的科學思想,回避性質不同的生產關系之間的比較以及不同歷史階段和社會制度下經濟規律的根本差別,撇開生產資料所有制與具體的經濟管理體制及其運行機制之間深刻的內在聯系,并把不同社會制度下的經濟體制抽象地歸納為集權、分權和集權與分權的結合等模式,或者是動力機制、決策機制、調節機制等因素,這些過分抽象和簡化的模式和因素與實際的經濟生活相距甚遠,當然不可能把握中國經濟改革與經濟發展的復雜過程和內在邏輯。

  (二)轉軌經濟學的范式:20世紀90年代對漸進式改革與激進式改革的比較

  隨著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的全面過渡,過渡經濟學或轉軌經濟學應運而生。當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東劇變發生時,西方正統經濟學家達成一種共識,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必須實行以宏觀經濟穩定化、價格自由化和國有企業私有化為核心的激進式改革,人們不可能兩步跨越一道鴻溝,漸進式改革是難以成功的。但是,實踐的結果卻大為出人意料:經濟學家沒有預料到價格自由化和宏觀穩定化之后產量的大幅度下降;私有化的結果導致了“內部人”獲益;有組織的犯罪活動急速增長,黑手黨現象嚴重;如此多的國家分崩離析;最大的意外則是中國經濟漸進式改革的成功。這表明,主流經濟學家有關轉型的知識和對轉型的理解相當有限,并且大部分是“事后諸葛亮”。①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與蘇聯東歐各國經濟的持續衰退形成了巨大反差。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說,成功與失敗的對比是如此鮮明,以至于如果人們不試圖從中汲取一些教訓,也未免太不負責任了。②隨著轉型過程的深入,贊同漸進式改革和批評激進式改革的意見逐步增多,對中國漸進式改革與蘇聯東歐激進式改革道路的比較成了那一時期過渡經濟學或轉軌經濟學關注的焦點。

  在轉軌經濟學的范式中,國外有代表性的觀點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新古典經濟學的范式。以薩克斯等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家所推崇的是以私有化和自由化為核心的“華盛頓共識”和激進的“休克療法”。他們認為,中國漸進式改革的成功只是一種例外,主要是得益于有利的初始條件,如以農業為主的經濟結構、傳統計劃體制內部的松散性等,因而中國的改革經驗不具有普遍意義。他們還強調,由于沒有實行徹底的私有化和自由化,中國漸進式改革正在陷入困境,面臨著一系列所謂“深層矛盾”的挑戰和危機。③二是凱恩斯主義的范式。以斯蒂格利茨為代表的新凱恩斯主義者認為,不完全且代價很高的信息、不完全的資本市場、不完全的競爭,這些都是市場經濟的現實,以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為基礎的新古典經濟學在轉型經濟和制度選擇中用處很小,漸進式改革比激進式改革更為可取。④阿姆斯旦和泰勒等人認為,向資本主義過渡更需要的是“看得見的手”,而不是新自由主義的“看不見的手”,資本主義的成功有賴于能夠支持長期投資和承擔風險的制度,而這種制度的建設,只有通過國家才能建構。

  三是演進主義的范式。蒙勒、諾頓等持演進主義觀點的學者認為,社會是復雜的,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改革只能用試驗的方法逐步推進,最成功的改革將屬于那些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不斷進行變革的國家,而不是選擇某些經濟戰略使過去和未來之間造成斷裂的國家。青木昌彥等人認為經濟體制是一個復雜的進化系統,不同制度之間存在著互補性,互補性越強,改革的成本越高;進行大規模經濟改革時,即使總的方向已經確定,改革的結果和過程也會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因此,漸進式改革方式更為可取。

  上述三個方面的理論在對經濟轉型的性質和目標的理解上并無根本分歧,都把經濟轉型理解為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過渡。所不同的是,新古典理論主張的是全面的一步到位的激進式改革;凱恩斯主義承認市場經濟的局限并肯定了政府干預的意義;演進主義則揭示了資本主義市場秩序自發演進的特征。它們的共同缺陷是:主要從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的世界觀出發考慮問題,缺乏對經濟轉型過程整體的、歷史的考察,視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為天然合理、亙古不變的理想制度,同時又有意無意地忽視中國漸進式改革與蘇聯東歐激進式改革在性質和目標上的根本區別。應當指出,中國的漸進式改革是完善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而蘇聯東歐的激進式改革是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離開了這一根本區別,不僅不可能把握中國經濟模式的本質,反而會在方向上出現南轅北轍的錯誤。

  張 宇 張 晨 蔡萬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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