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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治經濟學的視角-宏觀經濟學中的政治經濟學

發布時間:2015-12-02 17:00

  “政治經濟學”一詞出現于17世紀的西方,作為一門學科則形成于18世紀70年代,其標志是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的問世。“政治經濟學”一詞從其起源就一直含有管理、控制甚至自然規則的涵義。后來,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在他寫作的主旨為研究生產和分配規律的《經濟學原理》中認為,政治經濟學是一門探尋社會現象規律的科學。自19世紀末,“政治經濟學”一詞逐漸被“經濟學”取代,政治經濟學的“管理、控制”涵義也由此變得不明顯了。在1932年羅賓斯的一篇著作里,以邊際主義的形式把經濟學定義為“一門研究人類行為的科學”,“因為愿望和稀缺之間的關系意味著經濟學可以取代政治經濟學”。[1]至此,“政治經濟學”被“經濟學”取代,但政治經濟學的“管理、控制”特征仍是區別于經濟學的,其研究對象是國家、公民以及社會中的經濟現象和規律。20世紀60年代以來,以阿羅的“社會選擇”理論、布坎南的“公共選擇”理論等為代表,呈現出一種新的研究取向,即以政治和經濟、社會和個人、國家和市場之間相聯系的現象和關系作為研究對象,用現代經濟學的分析方法為工具來研究政治過程以及政治過程對經濟的影響,這一新的研究領域被稱做“新政治經濟學”。從研究內容來看,新政治經濟學秉承了政治經濟學“管理、控制”的原始涵義,因此,它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延續與回歸。

  一、宏觀經濟學中的政治經濟學

  新政治經濟學是對政治與經濟相互作用的研究,它仍然可以從層次上劃分為微觀與宏觀層次。它的微觀層次主要是研究政治對個體、企業等經濟主體的影響;它的宏觀層次即宏觀經濟學中的政治經濟學,主要從宏觀角度考察政治對宏觀經濟的影響、政治與經濟主體之間利益關系的相互影響。宏觀經濟學中的政治經濟學從研究方法上摒棄了新古典宏觀經濟理論一系列的非現實假定,它的出現和發展將使政治經濟學重歸經濟科學的核心地帶。

  1.宏觀經濟學中的政治經濟學是對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創新經濟學是一門解釋的學問,即為現實中出現的經濟事件或問題提出理論上的解釋,然后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或思路,所以經濟學的發展都是“問題導向”的。這點在宏觀經濟學的發展中體現得更為明顯。然而,20世紀初,執西方經濟學界之牛耳的阿爾弗雷德·馬歇爾曾滿懷信心地宣稱,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到此已經確立且無爭論的余地,所以,下一代經濟學家將可以放心大膽地將主要精力集中于這些原理的應用,以適應現實世界中各種體制與實踐方面的千變萬化。但是我們看到,馬歇爾的斷言是錯誤的。1936年凱恩斯《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的發表標志著現代宏觀經濟學的誕生,盡管已經出版半個多世紀,但凱恩斯對經濟理論的貢獻問題,至今在學術界仍存在激烈的爭論。原因就在于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可以很好地解釋20世紀60年代的經濟現象,但對解釋70年代的“滯脹”現象則顯得力不從心。

  這為弗里德曼和盧卡斯等人的反凱恩斯主義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契機。這些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雖然在理論和方法上“推陳出新”,但是20世紀的經濟狀況畢竟不同于亞當·斯密時代,因為各種各樣的壟斷和市場不完全(而不是完全競爭)支配著經濟活動,公共部門在經濟結構中所占的比重越來越大,經濟全球化把各國經濟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自由放任主義似乎已經不合時宜,政府對經濟活動的適度干預和調節是必不可少的,這又為新凱恩斯主義的出現準備了條件。新凱恩斯主義的理論在經濟學界獲得了支持,其政策主張又贏得政府的垂青。20世紀下半期以來的經濟增長以及由此帶來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在大多數國家和地區擴散,重新煥發了經濟學家對經濟周期和經濟增長問題的興趣,由此導致實際經濟周期理論的提出和經濟增長理論的復興。

  宏觀經濟學中的政治經濟學和公共經濟學、公共選擇理論等學科都是新政治經濟學的組成部分。然而,由于對于新政治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的關系存在異議,有人仍認為新政治經濟學并非政治經濟學,而是受新古典經濟學派布坎南等的公共選擇理論的影響,應叫以研究對象領銜的什么經濟學,如政策經濟學、行政經濟學、公共選擇經濟學等。[6]這種觀點把新政治經濟學等同于公共選擇理論、公共經濟學,顯然是把新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大大縮小了。

  本文認為新政治經濟學是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復興,是政治經濟學的現代形式。它的古典形式是由斯密、李嘉圖和馬克思等經典作家獲得的不同表述,即在“資本與勞動”利益沖突的格局內,探求國民財富增長的原因及政策。而它的現代形式,“相對于豐富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傳統,這是一種繼承與創新的關系”。[4]政治經濟學與新政治經濟學的涵義實質上是一致的,只不過不同于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新政治經濟學是以運用現代經濟分析的正規技術工具來考察政治學對經濟學的重要性為特色的。這種延續性同樣適用于宏觀經濟學中的政治經濟學。

  對于宏觀經濟學中的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也許有人會認為宏觀經濟學中的政治經濟學與公共經濟學(或公共財政)及公共選擇等學科似乎類似。其實不然。以阿羅和布坎南的理論為例,阿羅的“社會選擇”理論,其主要結論被概括為“不可能性定理”;布坎南的思路,其主要論證可以概括為“立憲商談”———以比較小的代價在特定群體內部達成比較一致的同意,但絕不追求自由意志尋求使全體自由意志享有等度自由的社會秩序。公共經濟學通常涉及的是公共部門的經濟學 , 即政府的經濟決策如何影響經濟參與者。

  宏觀經濟學中的政治經濟學運用現代經濟分 析的概念和技術工具, 系統地分析隱藏在宏觀經 濟學基本問題之后的政治問題。這些問題包括決 策機制、承諾與信譽、法律制度和授權機構、收入 再分配與公共品供給中的多相性及利益沖突、要 素積累與經濟增長、國際經濟問題以及經濟改革 與經濟轉軌等問題。它的核心是研究政治力量如 何影響經濟政策 ,有效地將經濟學與政治學融為 一體, 推動 “新政治經濟學 ”的形成。總之 , 宏觀 經濟學中的政治經濟的研究, 重點不在于政治本 身 ,而在于政治對經濟的影響。

  在上述基礎上,我們可以再回到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這個問題上來。“經濟學是一門科學,它研究體現為目的與具有選擇性用途的稀缺性資源之間關系的人的行為。”[10]因此,運用到政策選擇上,包含著一個不明確的但至關重要的假設,即最優政策一旦被發現,就將得到貫徹實施。[8]政策選擇問題只是一個技術或計算問題。一旦最優政策被計算出來,政策制定者就會實施,因此,這一決策可以被看作是自動的。也就是說,由于政策制定者是社會福利最大化者,最優政策一旦得到,便會無條件地接受并貫徹實施。最優政策結果與實際選擇的同一性,意味著所得出的結果是規范經濟學,而立即進行政策選擇就會以實證經濟學而呈現。

  因此,宏觀經濟學中的政治經濟學實際上是這樣一個過程,即研究首先從實際政策與“最優政策”不同這一事實開始。后者被定義為受技術和信息的制約,而非政策的制約。因為政策是可以隨著最優政策的發現而短期變動的。面對利益沖突,政府所運用的政策選擇機制很大程度上與仁慈的社會計劃者所選擇的結果大相徑庭。這一實證觀點暗含了一個規范的方法:規范政治經濟學將探討在現有的政治約束既定條件下,如何能夠將社會很好地引導到實現特定經濟目標這樣的問題上。它不僅包括如何在現行的制度框架下克服政治約束,而且也包括為了更好地實現經濟目標設計政治制度。

  靳衛萍

  (清華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經濟學研究所, 北京 10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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