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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禁牧制度的博弈分析

發布時間:2015-12-02 16:06

  內蒙古西部草原廣袤遼闊、草地資源豐富,具有防風固沙、減少水土流失、調節氣候等重要作用,是華北地區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天然生態保護屏障,更是保證全國整體生態安全的關鍵地區。但自建國以來,隨著改革開放、西部大開發的不斷深入,內蒙古西部地區的經濟增長水平成為區域發展的重要指針,自然資源的過度開發導致草原生態系統受到嚴重破壞,草原持續退化,生態環境也遭到破壞,最終全國整體生態安全出現問題。

  不受控制的大面積超載過牧是導致內蒙古西部草原水土嚴重流失和生態環境退化的主要原因之一,而禁牧政策的實施正是防止水土流失、調節氣候、實現可持續發展并取得整體全局長期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1]。但是在各參與主體的短期利益驅動下,造成了禁牧政策實施效率低下的局部性窘境。因為超載過牧乃至偷牧,會破壞草原生態系統的平衡,對生態鏈中的物種和生存環境產生不可逆的影響。牲畜針對單位面積草場長年累月的踩踏和啃食破壞了內蒙古西部草原上的植被類型和土壤性狀。內蒙古西部牧區整體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后,前期依靠草場放牧等非可持續性行為發展經濟,對生態環境造成了惡劣影響,后期又不得不額外增加投入修復已被破壞的生態環境,以實現內蒙古西部草原的可持續發展。

  針對這種窘境的根源,學術界進行了多方位的深入分析與研究,并提出了一些重要觀點和解決辦法。20世紀70年代,博弈論(ametheor),一種gy基于研究決策主體的決策行為,以及研究這種決策的均衡問題的獨特研究方法誕生,其假定一個決策主體的決策行為要受到其他主體行為的影響,同時其行為又會影響到其他主體的決策。從博弈論的角度來看,各參與主體對于經濟利益均有追求目標,但資源并不是無限的,因此在進行經濟行為時會導致不同參與主體對于利益的博弈,進而產生不同的政策結果。內蒙古西部草原制定、實施的禁牧政策及其產生的政策效果就屬于上述情況,所以禁牧政策的制定、實施過程就如一個博弈的過程,通過對不同參與主體的博弈行為、彼此相互的博弈關系及相關政策實施的實際效果等方面進行了深入研究,從而為內蒙古西部草原禁牧政策的貫徹、執行提供了保障。

  禁牧區放牧外部效應的一個例子。假設有兩個牧場主。牧場主1偷牧,獲得額外產出x。牧場主2沒有偷牧造成了機會成本的損失為e(x)。采取這樣的行為,只有x單位的牧草可以生產出x單位的產出。這個PD博弈的占優策略是偷牧。全部的牧場主都做他們的占優策略。NASH均衡將是全部的放牧,最終導致個體報酬變為-47,社會最佳對應的不放牧行為是0,這一傳統程序的博弈反映了“開放式進入”公共品的公地悲劇。隨著放牧者的增加,非合作NASH均衡的次優解更糟。放牧者假定又實現了均衡。Bi=15。與第一個例子的固定成本不同,退化成本在此例中是遞增的,第一個放牧者使公共品退化的單位為10,第二個是12,第3個是14。如此繼續增加,每一個額外牧群的邊際成本為2。這樣,第六個牧場主增加的成本為20。在上面一行的支付下降,因為加入一個額外牧群的額外成本。第一個進入的放牧者使每一個沒有進入的牧場主的退化成本為10,第二個進入的偷牧者的累積成本為22。因為12由-10推導得出。這樣從左往右,隨著偷牧者的逐次進入,每一個支付逐漸降低。第五個偷牧者增加一個更進一步的成本為18,所以累積成本為70。

  當牧戶去公共草地偷牧,第一支付位于底排為5,每一個額外的支付降低。因為增加牧群即增加了開采成本,所以-7的支付,同時增加額外一單位牧群為12,少于5;支付為-21同時增加額外兩單位牧群為14,少于-7。依次類推,3個使用者時實現NASH均衡,支付為-21。因為持續增加的退化,4個或者更多的偷牧者時,最好不要再偷牧了,或者說增加其牧群規模了,因為會導致公共草場的加速退化。這樣,多層NASH均衡包括3個放牧者和3個不放牧者,共計6個牧場主,博弈不再是PD博弈,公共草地不需要聯系PD博弈,如果bi更高,放牧數量(均衡解)會更多,然而,放牧成本會升高更快,然后偷牧者的數量會更多。

  如果情況改變,放牧成本先是固定的,直到一個應用門坎達到,在這一點成本增加到一個峰值,然后一個放牧小團體達到這個最低門坎限度將重塑公共草地,一旦相關的博弈不是PD,微小的改變在潛在的收益或者成本配置將會有一個極深的對博弈結構的影響。例如,額外的交易成本也會有這一影響。ostrom認識到這類潛在配置源自自然或者制度規則。在以后的案例中,公共品所有者設計的混合結構可能勝過私人或者中央管理

  結論和討論

  在禁牧政策的實施中,內蒙古政府側重生態效益這一長期收益,牧民側重經濟效益這一短期收益,其沖突從利益角度來看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禁牧政策實際上是草地的使用權又從牧民轉移回到政府,而草地的收益權在這一情況下卻因為這一政策的實施變得不清晰,沖突所以再一次不可避免[7]。所以,在內蒙古自治區已有的政策環境及各階層對經濟利益的驅動下,消極實施政策,博弈的納氏均衡顯示政策的實施低效率的或者說沒有均衡解的,這也正是目前實際存在的問題。

  如何解決這一困境,筆者認為應從如下幾點出發,展開工作:按照經濟學假設,每一個人都是理性的,因此在市場經濟環境中,每一個博弈主體他們都會去追求效益最大化。內蒙古草原地區禁牧政策的制定與實施,都會引起政府部門、牧民等參與政策主體做出有利于自身的某種博弈選擇。因此,在禁牧政策實施以后,取得政策效果不理想,大量“偷牧”現象存在,首要的原因是政策預定目標與牧民追求的經濟利益目標存在很大的差異。而這種差異也造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現象出現,最終導致禁牧政策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不明顯,制度推行困難。因此,在制定和推動禁牧政策時,要提前考慮到牧民追求短期利益這一理性行為,并采用動態追蹤政策的博弈效果來最終制定內蒙古地區的禁牧政策并的合理有效實施,最終達到禁牧政策參與者包括政府、牧民等多方共贏的博弈均衡解。②通常內蒙古草原地區的基礎設施條件較差,經濟落后,牧戶收入主要以養殖羊和牛為主。巨大的生存、生計壓力也是造成禁牧政策難以有效實施的重要原因。政府提出的禁牧政策關系到內蒙古草原地區牧戶的經濟來源和基本收入,禁牧政策的配套政策是否合理有效是禁牧區域政策推行的關鍵因素之一。根據實際調查情況來看,政府部門發放的補償不能完全覆蓋牧民因為減少或禁止放牧造成的收入減少,所以,在基本生存問題未得到妥善解決的情況下,作為弱勢群體,牧戶會選擇與禁牧政策相反的行為。正是在這種背景條件下,博弈方受理性的支配,形成非合作博弈,產生趨于不合作的結果。博弈的納氏均衡顯示禁牧政策的實施是不利的或低效率的。所以,未來政府在制定禁牧政策,應完善相關配套政策,一方面加強對牧戶經濟補償,另一方面通過政策引導和扶持來拓展牧戶其他收入來源,實現多元化經營。這樣就可以極大的緩解政府、牧民之間的對立情緒,降低禁牧政策帶來的社會成本,使禁牧政策真正實現其所要達到的最佳效果。③“草地退化”產生的原因之一是博弈方對合作和競爭二者的認識不足:以為競爭才會帶來更多利益,忽視了合作的重要性。禁牧政策制定的初衷是希望上級政府的長期利益與牧戶群體保持一致,成為一種合作的關系,但牧戶群體自身卻擔心在合作中遭受損失,為規避風險往往會選擇對自己較為有利的短期利益。因此,政府在制定禁牧政策時,要充分考慮牧戶內部的理性經濟行為,并根據在政策方面產生的博弈結果,建立合理的、能保證各參與主體的行為相統一的規則及框架,并推進參與主體相互合作的最終目的。也就是說,內蒙古自治區上級政府、牧戶以及牧戶之間應多方協調合作,共同參與禁牧政策以及其相關配套政策的制定、實施以及維護,放棄個別利益,服從整體利益,有較強的大局意識,實現內蒙古西部草原地區的生態重建和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 魏杰,趙俊超.構建新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J].新視野,2008,(2).

  [2] 劉長龍,計保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 [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2.

  [3] 張镅,王嫻靜.關于我國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思考[J].合肥工業大學學報,2005,(1): 57~58.

  賈 婧

  (內蒙古工業大學,內蒙古 呼和浩特 01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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