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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老齡化困境中的“安倍經濟學”

發布時間:2015-12-02 15:06

  日本經濟長期低迷的原因絕非一般輿論所認為的那樣表面化,而是一種深層次的結構性失衡,其中的關鍵問題之一在于人口老齡化。人口問題與日本經濟具有長期結構性關聯,利用歷史增長核算模型,通過測算1955年至2009年日本實際GDP增長中各要素的貢獻度可以證明這一點。人口老齡化及與之相應的勞動力的減少已經成為日本經濟難以克服的結構性弱點,這也導致了“安倍經濟學1.0版”中財政和貨幣刺激政策的無效性。縱觀“安倍經濟學2.0版”中的結構性改革內容,雖然觸及日本經濟的這種結構性困境,但從方式和力度上看,恐怕難以達到預期目標,甚至會激化各種矛盾。因此,從長遠來看,“安倍經濟學”恐怕很難成功,日本經濟甚至有可能在安倍執政期間陷入更深的困境之中。

  日本經濟的結構性困境: 人口老齡化

  ( 一) 日本經濟的關鍵問題: 人口年齡結構危機

  一般認為,新一屆安倍晉三內閣的經濟政策是為了改變自泡沫經濟崩潰后出現的長達 20 年的低迷狀態,旨在擺脫長期通貨緊縮、經濟增長乏力、財政狀況惡化、消費低迷和貧富差距擴大的 經濟形勢,安倍內閣也聲稱要實現重新構筑“強勢日本經濟”的目標,這就是所謂“安倍經濟學”的出臺背景。因此,在重新執政伊始,安倍便祭出了激進的財政政策、大膽的金融政策和“經濟成長 戰略”( 即“安倍經濟學 1 . 0 版”的三支箭) ,期望以此改變日本低迷的經濟局面。

  實際上,日本自20 世紀90 年代初以來,其經濟表現并非如媒體渲染的那般糟糕,這種看法既 忽視了客觀經濟規律,也存在著主觀解讀誤區,更有日本國內刻意引導的因素在內。首先,經過數十年的較快成長,之前利于日本經濟增長的諸多條件 ( 如后發優勢等) 逐漸喪失,經濟增速放慢有客觀必然性,就經濟增長速度而言,這一時期與日本經濟起飛時期( 1955 ~ 1968 年) 或者中國當代 的高速增長時期不具有可比性; 其次,鑒于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的教訓,日本國內產官學各界有意引導輿論以“報喜不報憂”的策略掩蓋真正的實力。

  但這并不意味著日本經濟不存在問題,而是說明了財政收支、企業創新、物價水平、貿易赤字、金融匯率等諸多問題并不是導致日本經濟長期低迷的關鍵因素。實際上,安倍晉三之前的歷屆內閣都強調要進行改革,以期改變這種經濟低迷的局面,但效果都不理想。這些事實證明:日本經濟長期低迷的背后必有更深層次的原因,這一問題不僅影響著過去和現在的日本經濟,而且還事關今后日本經濟的長遠發展;更明確地說,日本經濟長期低迷的原因絕非一般輿論所認為的那樣表面化,而必然是一種深層次的結構失衡。經濟學研究必須追溯經濟資源的動員和配置,追溯為維持經濟增長所需要的經濟和社會條件,在現實經濟增長中,需要動員和配置的基礎性資源主要有3項,也就是支撐經濟增長的三要素———資本、勞動力和技術。從資本層面看,日本國內資本已經嚴重過剩,而且自2002年以后,日本企業儲蓄率一直維持在20%以上,這說明日本企業早已解決了資金短缺問題,而且盈利水平很高。

  不僅如此,日本已經完成了從“貿易大國”向“投資大國”的轉變,在海外擁有大量的優質資高。 產,多年蟬聯全球最大的債權國。從技術層面看,日本技術積累極為雄厚,在高端電子產品、機器人、家電等行業的競爭力可以與歐美企業相媲美,掌握了眾多核心技術,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依然很強,諸多產業在國際上首屈一指。從勞動力層面看,日本經濟長期受困于勞動力要素的供給不足。在一個經濟體的成長過程中,勞動力是經濟中最活躍的要素,勞動力資源也是經濟增長過程中需[2] 而日本勞動力的總體數量早在20世紀90要調配的首要資源,或許可以說是最為關鍵的資源。 年代中期就已達到最高峰,其后便是一路下降。2010年,日本的勞動力總量比1995年時減少了[3]7%,而勞動力需要負擔的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則從15%上升到25%,成為全世界老齡化最嚴重的國家。

  因此,人口老齡化導致的人口年齡結構失衡才是安倍內閣乃至今后日本政府都不得不長期面對的最為棘手的深層結構性問題。總體來看,日本的人口條件已經越來越不利于資本積累,更不用說像戰后起飛階段那樣超高速的資本積累,這種人口年齡結構日益成為日本財政的沉重負擔。從這個意義上講,“安倍經濟學”可以視為這樣一種經濟政策的總稱,即如何讓一個嚴重老齡化的發達國家在泡沫經濟破滅之后重回繁榮軌道。

  1974年之后,日本經濟進入低速發展、平穩上升的歷史時期。在該階段,日本實際GDP年均增長率僅為4.22%,相當于經濟起飛階段的一半。該階段也是日本人口年齡結構發生重大改變的時期,1975年日本少年兒童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降至24.3%,老年人口比重上升到7.9%,總人口撫養比也隨之由上一階段的下降趨勢轉為上升趨勢,日本已進入老年型社會。都留重人(1979)在《日本經濟奇跡的終結》一書中指出,龐大的勞動力儲備是日本戰后經濟奇跡的重要內[5]部條件,而1970年代之后,這一有利條件已不具備,換句話說,即使沒有外部沖擊(如兩次“石油危機”),日本經濟也難以繼續維持先前的高增長速度。有澤廣巳等(1987)則指出,日本經濟在[6]1960年代末就已進入勞動力不足時代,1992~2012年是日本經濟的低迷增長階段,在該階段,日本實際GDP年均增長率只有0.22%,遠低于起飛階段和平穩增長階段,而這一時期也是日本人口老齡化的加速期。進入21世紀后,日本的勞動年齡人口比重迅速下降,2011年已經下降到63.6%,還不到1960年的水平。日銀前總裁白川方明認為,現在日本經濟面臨的最重大挑戰是全球化和人口老齡化及其對實體經濟的負面影響,其中,快速的人口老齡化對日本經濟造成了極為嚴重的不利影響,首先是勞動力絕對數量和相對比重的下降造成了經濟潛在增長率的下降,其次是老年人口數量和比重日增,導致社會保障支出增加使日本政府的財政壓力迅速增大。

  當然,我們并不認為日本的人口年齡結構變化是日本經濟各個階段轉變的決定性因素,但我們也必須認識到,勞動力是任何一個經濟體成長的基礎性和必要性的條件,而勞動力不足問題恰好是現在日本經濟最為深層的結構性問題。正是這種必要條件的喪失,才導致日本經濟在泡沫經濟破滅后無法重振高速增長期的“威風”,并造成了當下日本經濟的結構性困境。而只有對日本經濟進行長時段的分解式考察,才能評估勞動力要素與日本經濟增長的結構性關聯和發展趨勢,這樣也可以在人口預測的基礎上,對日本經濟未來的前景進行合理的預期,從而研判“安倍經濟學”各項政策及后續政策的有效性和前景。

  金京淑 馬學禮

  ( 1. 吉林財經大學 公共管理學院, 吉林 長春 130117;2. 吉林大學 東北亞研究院, 吉林 長春 130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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