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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經濟學的理論內核與其“支離破碎”的表象

發布時間:2015-12-02 14:51

  行為經濟學的理論內核即是將人的異質性還原到經濟學研究的經濟系統中,其主要表現是 抽象出一個簡化但不片面的“現實經濟人”作為經濟研究的假設前提和邏輯起點,據以消除新古典經濟 學框架下的各種“異象”。然而,行為經濟學被一些人認為是“支離破碎”的,我們認為可以從三個角度 來認識: 其一,行為經濟學確實是通過以不同的方式修改新古典經濟學的假設來消除不同的“異象”的; 其二,這是行為經濟學在解釋復雜而多樣的“異象”過程中產生的客觀事實,也是經濟學發展中量質關系變化的必經階段; 其三,批評行為經濟學“支離破碎”者多是站在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框架的立場作出的評 判,有削足適履之思維習慣的局限。行為經濟學仍處于動態的演進中,其發展有賴于學者們對新古典經 濟學面臨的“異象”危機達成某種共識,跨學科的交叉融合以及與相鄰學科的協同創新有助于推動行為 經濟學的發展并走向成熟。上述問題的澄清明晰了經濟學發展的理論脈絡,有益于破除對經濟學片面 化和庸俗化的理解,促使我們以開放的心態學習和借鑒經濟學的前沿理論,豐富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體系 并科學地指導我國的經濟建設實踐。
  自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行為經濟學成為經濟學中迅猛發展的一個重要理論體系,引起越來越多的關注,研究論著也大量涌現。而進入21世紀以來的歷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中,至少喬治·亞瑟·阿克洛夫、丹尼爾·卡尼曼、托馬斯·謝林和彼得·戴蒙德可以被視為行為經濟學家。行為經濟學所涉及的研究領域涵蓋了從經濟學基本理論、博弈論到金融學、管理學各分支等廣闊空間,其研究方法亦廣泛地滲透到勞動經濟學、衛生經濟學、法經濟學等分支學科①。那么,行為經濟學的科學定義和理論內核是什么?其與新古典經濟學究竟是何關系?經過提煉和總結,我們認為行為經濟學本質上是將人的異質性還原到經濟學研究的經濟系統中來,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揚棄和發展②。在明晰這一問題的基礎上,我們還注意到,一些人認為行為經濟學缺乏統一的理論體系,也沒有系統而標準化的假設,理論紛繁并存而給人以千頭萬緒之感,顯得“支離破碎”。比如,Zarri就認為,行為經濟學“還遠不是一個統一的理論”①。Fudenberg也認為,為了更進一步的發展,行為經濟學需要更加關注模型的基礎,并且對更廣泛的現象作出統一的解釋②。我們認為,行為經濟學的確是通過以不同的方式修正新古典經濟學的標準假設去消除不同的“異象”的,但是,行為經濟學的“支離破碎”是出于消除“異象”的需要而產生的必然結果,是學科繼承和發展中的必經階段,因此對“支離破碎”的批評恰恰是忽視了消除“異象”的需要而將新古典經濟學的范式奉為圭臬。當然,這并不意味著行為經濟學的當前發展是經濟學的終極形態,其仍然處于動態的演進中,是一個開放的理論體系。

  經濟學所要研究的經濟系統包含著兩類主體:其一是客觀事物,其二是具有主觀能動性的參與人。經濟理論構建的首要步驟,就是對所研究的經濟系統進行簡化和抽象并作出假設。其中,首要而不可或缺的是要對經濟活動參與人的行為動機、行為能力以及經濟活動所處情境(資源稟賦、技術條件、制度規范和尤為重要的信息結構等)進行抽象和簡化。以系統的視角來看,可以將作為經濟理論構建之基本假設前提和邏輯起點的經濟人假設視為對經濟活動參與人的行為動機、行為能力以及行為環境這三重特征的抽象和簡化。

  新古典經濟學關于上述三重特征的假定是:單一的自利動機、無限的計算能力和完全信息的外部環境④。這種設定,本質上是將不同情境下的人簡化成了同一個參數而抹殺了異質性的人在經濟系統中的真實存在。建基于新古典經濟人基礎上的新古典經濟理論可以解釋和預測一些經濟現象,但是,越來越多的經濟現象和經濟行為被發現在新古典經濟學的框架下很難得到有效的解釋。這些“異象”內容廣泛,既存在于新古典經濟學視角下的宏觀與微觀領域,比如流動性陷阱和工資剛性;也表現在人們的日常經濟活動中,比如在某些文化中的過度消費行為。重要的是,一方面,這些“異象”并不是隨機的,而是呈現一定的模式,具有某種程度上的普遍性和可預測性,有規律可循。另一方面,在新古典經濟學框架下進行小修小補仍然無法就諸多“異象”給出邏輯一致的解釋。根據形式邏輯的基本規律,在邏輯推理過程無誤的情況下,對被有效證偽的理論的修正只能從修正前提假設出發來重新建構理論。通過修正新古典經濟學的標準假設作為解釋諸多“異象”的突破口,將參與人異質性的本質———心理因素作為假設構建的更深層次出發點,是理論發展的邏輯必然和內在要求。而心理學的主流從行為主義轉向認知心理學為基本假設的修正提供了較為堅實的理論支撐,同時新工具和新技術(如計算機模擬和人腦掃描)的出現和采用也使得人們對人類行為和心理的研究更加科學和深入。內在發展訴求與外部客觀條件共同作用,行為經濟學應運而生,其研究范疇也日漸清晰。并且,上述論證表明,行為經濟學嘗試消除的“異象”并非無足輕重和無關緊要;相應地,行為經濟學也就不是無病呻吟和畫蛇添足。

  不斷深入的研究證實,作為對經濟活動參與人的抽象和簡化,新古典經濟人假設的問題在于它實際上是片面的,也就是不適宜的。一方面,就參與人的行為動機而言,早在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那里,就已經認為人同時存在利己與利他動機,這一思想集中體現在他的《道德情操論》中。晚近科學的發展則為人的動機雙重性提供了自然科學的有力支持,其中,愛伯斯坦等的研究發現,人類普遍產生的利他行為根源于11號染色體的基因變異①。路特等的實驗證明,利他行為的個體差異可由基因COMTVal158MetSNP來解釋②。這較為充分地說明,利己與利他動機并不是此消彼長的關系,而是二維正交的,單一的自利動機只是一種極端情形。另一方面,就參與人的行為能力而言,人的認知系統和情感系統并不總能協調一致③,人的認知能力本身也是有局限的,因此人的行為能力具有固有的局限性,人的計算能力是有限的,無限的計算能力是一種極端情形。由以上兩點可以發現,新古典經濟人只是將參與人簡化到極端情形以至于片面化了④。由于這樣的“人”根本不存在,也就不適合作為現實經濟參與人的抽象與模型。相應地,Zarri指出,作為一種修正,行為經濟學有兩個“靈魂”使其區別于新古典經濟學:一是行為主體并非一味地追求自身物質利益的最大化;二是行為主體在做決策中存在認知局限和系統偏差,并不是完全理性的⑤。所以說,行為經濟學一方面修正了單一自利動機的片面性,另一方面修正了完全理性的片面性。我們通過具體的例證可以更清楚地闡釋上述觀點。

  Camerer和Thaler發現,最后通牒博弈實驗中,大部分提議者提議的分出比例為40%-50%,而回應者一般會拒絕低于總額30%的提議⑥。Forsythe等進行了獨裁者博弈實驗,發現80%的提議者不會獨吞所有的錢,有20%的提議者提議的分出比例甚至達到50%⑦。實驗結果與新古典經濟學的預測相悖。類似的情形還出現在禮物交換博弈、信任博弈、公共品投資博弈和第三方懲罰博弈等實驗中。行為經濟學家對此的一種解釋是,人不僅僅是自利的,也會關心他人的利益,具有內生性利他社會偏好,自利與利他動機不是彼此的函數,而是二維正交的。在Fehr和Schmidt構建的厭惡不均等模型中,個體效用與自身收益正相關,同時,個體還會將個人收益與群體內他人收益逐一比較,當自身收益低于他人收益時產生“嫉妒”負效用,當高于他人收益時產生“同情”負效用⑧。這是通過修改單一的自利動機來解釋博弈中“異象”的一種嘗試。新古典經濟學假定行為主體有無限的計算能力,而實際上這是人類永遠不可企及的目標。根據Camerer等的研究,從某種意義上講,新古典經濟學只關注大腦決策的慎思過程,但神經科學的晚近研究證實,大腦的許多功能是“自動”過程,這類過程引發的行為不需要遵循推理和選擇的規范性公理,而且,我們的行為受到情感(情緒)系統的強烈影響①。因此,新古典經濟學假定人的行為僅是理性計算的結果,就是片面的。作為修正這種片面性的一個例子,Loewenstein等創新性地發展了一個分析框架,將情感(affective)過程融入經濟分析,并探討了情感過程和審慎過程兩個系統的相互影響。他們發現,引入情感過程是必要的,因為引入后有助于解釋時間偏好、風險偏好和利他偏好乃至更多現實世界中的復雜行為,而這些行為在新古典經濟學范式下無法得到邏輯一致的解釋。

  可見,新古典經濟學將參與人抽象為一個原子式的人,人的行為被符號化、參數化,這實質上是取消了異質人的真實存在,是對人的選擇行為的一種極端片面化的抽象方式。如此,經濟研究中面對的就只是物量關系而忽略了人與人、人與物之間豐富的互動關聯,從而使得現實世界在新古典的視野下退化成了一個機械式的物質資源配置系統。誠然,物量關系是經濟系統的重要構成,但是,它卻不是經濟活動的主角和經濟系統的動力源。與此相對照的是,行為經濟學破除了新古典經濟學對經濟參與人的同質化設定,在物量關系的基礎上重新重視具有豐富人性的參與人在經濟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并力圖考察人的異質行為在資源配置的過程中會表現出怎樣的能動性質。換言之,行為經濟學試圖對人的選擇行為進行再抽象,并且在抽象的過程中保留了人類行為異質性這一關鍵特征,這可被視為行為經濟學的理論內核,其目的在于使所構建的模型能夠更為貼近現實世界的復雜多變特征。為了與新古典的經濟人假定相對照,我們姑且將行為經濟學的基本假定稱為“現實經濟人”,由于它保留了行為的異質性特征,因而是將新古典體系下同質性的經濟人作為一種特例納入其中,也因此,新古典經濟學可被視為行為經濟學的“局部”理論。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行為經濟學并不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拋棄和顛覆,而恰恰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揚棄和發展,是新古典經濟學的拓展和一般化,是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前沿。

  從上述論述可見,行為經濟學實際上恢復了人在經濟系統中的“活性”,而這種“活性”恰好是以行為的異質性作為其表現形式的。為了在對選擇行為進行抽象時有效地保留異質性特征,行為經濟學從相關交叉學科領域參考和吸收了大量研究成果,從而從多個維度、多個層次思考和界定了行為的異質性及其對經濟理論的啟示。據此,我們可對行為經濟學進行兩個層次的定義:其一,從狹義或是傳統的角度看,行為經濟學是指通過借鑒心理學和神經科學的相關成果來拓展新古典經濟學的同質經濟人假定,從而提高其解釋與預測力的一門學科;其二,從廣義或是寬泛的角度看,一切致力于在經濟系統中恢復考察行為異質性的相關學科領域都可被納入行為經濟學的范疇之內,包括神經經濟學及認知經濟學,其中前者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借助于腦科學的經驗證據來探討個體決策背后的異質偏好成因及其對經濟行為的啟示③,而后者則試圖在經濟理論中融入個體認知過程和群體認知過程④,而個體認知能力的異質性以及由異質參與人構成的社會網絡特性成為考察經濟行為的前提基礎。如果我們可用上述方式對行為經濟學進行定義,那么其“支離破碎”的表象就有了顯而易見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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