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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故意與刑事法推定的結合考量

發布時間:2019-06-18 09:46

  【摘要】刑事訴訟中,在沒有直接證據或直接證據為孤證而無法證明犯罪故意時只能運用間接證據來間接證明。而間接證據的特點在于其不能單獨直觀地證明案件事實,以及由間接證據組成的證據鏈。對于其存在的縫隙或空白,應當運用推定來證明犯罪故意。


  作者:蔡淮濤


  如何查明心理事實:證明犯罪故意的困難性


  作為心理事實的犯罪故意。依照傳統觀點,犯罪故意是行為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這種結果發生的一種主觀心理態度。也就是說,犯罪故意是一種主觀心理態度,其存在于人類內心深處的精神世界。在當前的技術條件下,意識產生與存在的機理仍是科學研究無法攻克的堡壘。犯罪故意作為一種心理事實不可能做到直接認知和查明,也不可能通過實驗和觀察等心理科學方法來進行調查和認定。


  直接證據的難題。這一難題在證明犯罪故意時特別突出。被告人供述是證明犯罪故意存在的唯一直接證據,但僅有被告人供述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根據孤證不能定罪的原則也不能認定被告人存在犯罪故意;在出現被告人翻供的情況下,很難斷定哪一次供述是被告人的真實心理;如果被告人堅決否認自己存在犯罪故意,那就意味著全案沒有一項關于犯罪故意的直接證據。


  顯然,犯罪故意不可能依靠直接證據來直接證明。在沒有直接證據或直接證據為孤證而無法證明犯罪故意時,只能運用間接證據來進行間接證明。而間接證據的特點,在于其不能單獨直觀地證明案件事實,由間接證據組成的證據鏈,必然存在一定的縫隙或空白。對于這些縫隙或空白,應當運用“推定”這一邏輯思考方法來加以填補,以“推定”為橋梁,連接事件的原因與結果、行為與動機、現象與本質。因此,在運用間接證據證明犯罪故意時,推定是不可缺少的。


  基于客觀事實的推定:認定犯罪故意的重要途徑


  推定的含義之辨。如前所述,間接證明必然需要運用推定,推定是間接證明過程中不可缺少的思維方法。間接證明與推定是具有密切聯系而不同的兩個概念,因為推定只是間接證明過程中的一個組成部分。間接證據通常先證明一項成立的基礎事實才能夠經由推定得出證明結論。推定在理論上可以分為法律推定與事實推定。法律推定實際上就是擬制,是一種實體法規則,其適用過程不含邏輯推理,具有強制性。而事實推定需要依靠經驗法則進行邏輯推理,比較容易出現問題。本文所說的推定如無特別說明,都是指事實推定。


  推定犯罪故意的理論可能性。從唯物主義哲學的角度來說,主觀意識來源于客觀事物,并反作用于客觀事物。在犯罪故意反作用于客觀事物的過程中,與外界產生的信息交換或多或少總會留下一定痕跡,可以作事后檢驗,并反向推定犯罪故意的存在。按照辯證法的觀點,犯罪故意對于被告人來說是一種主觀意識活動,但對于公安司法人員來說,被告人的犯罪故意卻是一種客觀存在的“事實”。根據犯罪構成的理論,人的主觀心理態度并非刑法處罰的對象,在這種主觀心理態度支配下實施的危害行為,才有可能構成刑法上的犯罪行為。“行為人犯罪的主觀心理態度,不是停留在其大腦中的純主觀思維活動,它必然要支配行為人客觀的犯罪活動,這樣就必定會通過行為人犯罪及與犯罪有關的犯罪行為前、犯罪行為時以及犯罪行為實施后的一系列外在的客觀活動表現出來。”①在故意犯罪中,犯罪行為與犯罪故意具有共生性與共時性,只要查明犯罪行為以及與之相關的客觀事實,在理論上就有可能推定出在其背后起支配作用的犯罪故意的存在。


  實體法的解構:犯罪故意各要素的推定


  明知的推定。犯罪故意的要件之一是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這里的明知是指對行為和結果的明知。無論是知道或應當知道,都可以從一定基礎事實與被告人主觀認識的相關性來進行推定:第一,行為的時間、地點。被告人有意識地選擇在不正常的時間和地點實施特定行為,往往表明其對犯罪對象和行為的違法性質有所認知,亦即其“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破壞森林資源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條規定,在非法的木材交易場所或者銷售單位收購木材的,視為被告人明知其收購的是盜竊、濫伐的林木。此類司法解釋實際上承認了通過行為的時間、地點來推定明知的做法,其中包含的規則并不僅僅適用于非法收購盜伐、濫伐林木的案件,而是提示司法人員在類似情況下均應積極運用推定方法,是一種注意規定。第二,特殊的行為方法。行為的方式方法是被告人達成犯罪目的的重要條件,被告人費盡心機地設計、運用特殊的方法來實施行為,表明其對自己的行為性質、對象、后果等要素均有相當程度的認知。例如,按照《關于辦理走私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五條規定,用特制的設備或者運輸工具走私貨物、物品的,提供虛假的合同、發票、證明等商業單證委托他人辦理通關手續的,以明顯低于貨物正常進出口的應繳稅額委托他人代理進出口業務的,均可以認定被告人明知自己所從事的行為是走私行為。因為這些特殊的行為方法都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在逃避海關監管,正常的進出口貿易不會采用這些方法,根據常理,可以推定被告人明知自己的行為是走私行為。第三,被告人在案發前后的表現。被告人的主觀明知往往也反映在案發前后的反常表現上。一些被告人在作案前會準備特定工具、創造實施行為的條件,這些犯罪預備行為反映了被告人對實施犯罪的認知、謀劃,是推定被告人明知自己行為性質的重要基礎事實。多數被告人在作案后會想方設法毀滅、偽造證據,或隱匿、轉移贓物,或攜帶贓物、贓款潛逃,以掩蓋犯罪事實、逃避法律追究。例如,運輸毒品的案件,被告人在有關部門檢查其運輸工具時神情緊張、舉止失常,或毒品被發現后企圖逃跑等客觀情況,一般可推定被告人明知其運輸的物品中含有毒品。第四,被告人的背景、經歷。根據被告人的某些特殊背景、經歷,如專業知識、家庭背景、籍貫、職業、社會關系等,也可以推定出被告人對特定情況的明知。尤其是被告人的前科等違法犯罪紀錄,一般可以推定被告人明知特定行為的違法性質。例如,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海關總署《關于辦理走私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第五條的規定,曾因同一種走私行為受過刑事處罰或者行政處罰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明知自己所從事的行為是走私行為。


  希望的推定。希望是強烈追求目的實現的一種意志,與“明知”這一認識因素相比,“希望”等意志因素的主觀性更強,更難以把握。第一,犯罪目的與動機。希望總是與一定的目的密切關聯。此類犯罪目的始終與被告人內心中的希望相伴隨,通過間接證據推定特定犯罪目的的存在,通常可以同時認定希望的存在。動機是促使被告人實施犯罪行為的深層心理誘因。犯罪動機不是犯罪構成要件的要素,但可以成為認定犯罪故意重要的基礎事實依據。犯罪動機是比犯罪目的更深層的心理動因,比犯罪目的更能證明“希望”這一要素的存在以及“希望”的內容。第二,行為的形態或特征。根據行為的形態或特征來推定被告人的意圖或希望,是世界各國刑事審判的共同經驗和普遍做法。英美刑法在認定謀殺罪的“惡意”時通常認為:“被告人實施或進一步實施暴力犯罪、企圖抗拒合法拘捕或者從法律監管中逃跑時殺人,就推定其有致人死亡或重傷的惡意。”②日本札幌高等法院院長石井一正法官在其著作中也明確說到:“殺人意圖的有無,一般可以通過審查犯罪行為的形態(兇器的種類、形狀、用法,創傷的部位、程度),犯罪行為的背景、經過、動機,被告人在犯罪行為時或行為后的言行等間接證據來進行認定。”③這些做法在我國刑事審判實務中同樣得到廣泛運用。根據犯罪行為的形態或特征來推定被告人的犯罪故意,可以說是司法活動普遍規律的一種總結。


  放任的推定。第一,從認識的程度上看,過于自信的過失對結果發生可能性的認識只是一種抽象的認識,而間接故意對結果發生可能性的認識是一種較為具體、現實的認識。人的認知和判斷能力決定著認識的程度,也就是行為與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以及結果發生的概率高低。要區分這兩種認識的程度,一般應以社會普通人的認識能力為標準,同時結合被告人個人的受教育程度、專業水平以及案發時的周邊環境來判斷。通常情況下,被告人認識能力較高的,可推定其對結果發生所持的主觀意志因素為放任,屬于間接故意。第二,從意志的程度上看,過于自信的過失不但不希望結果發生,而且排斥結果的發生,而間接故意雖然并不積極追求結果的發生,但也不反對結果的發生。這種心態上的差異會外化為相應的客觀行為:持過于自信的過失心理的被告人,在結果發生前往往會采取一些預防措施,在結果發生后往往會采取一定的補救、排除措施,持間接故意心理的被告人則不會采取任何預防、補救措施,其只追求其行為的實施與完成,對結果的發生與否持“無所謂”的態度,由此可以推定其意志因素為放任。(作者為安陽工學院文法學院講師,武漢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本文來自《中國刑事法》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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