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巴巴彩票官网|91彩客彩票官网
歡迎來到學術參考發表網

清代中期影響婦女再婚的多重因素

發布時間:2015-12-03 16:33

  清代中期,受多種因素制約,喪夫寡居婦女在再婚的選擇上面臨來自律令和家族勢力的影響。法律條文對再婚婦女的婚姻選擇并沒有強制性的約束,而宗族習慣和家庭處境現實才是決定婦女再婚的主要因素。婦女再婚呈現出上下層的階級差異化選擇,有守節和改嫁兩種方式,但這樣的選擇不一定都出于婦女的自愿。再婚婦女選擇守節抑或改嫁,是宗族家庭內部相互博弈和相互妥協的結果。

  守節抑或再嫁,是婦女在再婚問題上作出的不同選擇方式。但在中國古代社會,由于受綱常倫理和宗族家庭因素影響,婦女守節抑或改嫁往往不是由個人意愿所決定,而是受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制約。在以往的研究中,這一點有較多討論,但對婦女再婚案件判決的研究、對司法律令根據人情酌情處理的討論還顯得不夠,也較少從上層和下層婦女兩個不同層面分析她們所采取的不同再婚方式。對這些問題的討論,就是文章寫作的旨趣所在。

  一 清政府相關律令及態度

  一般而言,政府法令具有很強的控制力和約束性,一旦法律條文對婦女再婚進行了判定,即就具有法律效應。清代乾嘉時期有關婦女再婚問題的法律規定,經歷了一個由嚴到寬逐漸演變的過程,即使法律條文規定嚴格,但地方官員在實際執行中,也會根據婦女的實際情況酌情處理。

  清代中期,律令在嚴格要求婦女守節,懲治守節婦女改嫁方面做了嚴厲規定:“婦女因丈夫而得封者不許改嫁。如果不遵守,將所受誥敕追[1]88 。明代時期法律的規定,受旌奪,斷罪離異” 表的婦女如果仍舊改嫁,政府就有權把旌表誥敕追奪回來。到了乾嘉時期,法律則要進一步判定改嫁婦女“斷罪離異”,這就顯示政府法令的嚴酷性,意味著受到旌表的婦女如果改嫁,不僅旌表要被收回,即使再嫁也被認定為不合法而要求強制離異,甚至還會判罪。這使得改嫁婦女人財兩空,不但失去政府旌表帶來的物質獎勵,也不能組成新家庭維系生存,生活將變得尤為艱難。因此,有了這項規定,守節婦女一旦被旌表,存有改嫁念頭的人幾乎沒有了。乾嘉時期曾一度要求不僅婚后喪夫者不許改嫁,甚至即便僅是訂婚但尚未成親,若男方喪亡者,女方也不許改嫁。這項規定還波及到蒙古族,出現“寡婦年老的慘依無靠,有的只好削發為尼,沿村乞討現象。

  在倡導婦女守節時,清政府通過給予守節婦女物質和精神上的雙重獎勵,讓守節婦女不因家庭沒有男人的依靠而生活艱難。政府每年會不遺余力地對守節婦女進行登記申報和獎賞。明代時期政府就規定“凡民間寡婦,三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以后,不改節者,旌表門閭,除免本 。只要婦女堅持守節,政府便會免家差役,除其全家差役,在封建時代這是一筆豐厚回報。法律對守節的年限規定很長,并且守節期間的二十多年差役不會免除。守節婦女長期沒有男人依靠和經濟基礎,漫長的守節生活如何度過才是她們所要面對的大難題。有學者由此感慨:“像要求婦女從一守節這樣的準則,本來就充滿著偽善和痛苦。

  清代中期,清政府在明代法律的基礎上,對婦女守節的表彰更是不遺余力,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康熙六年(1667年)議準:“民婦三十歲以前夫亡守節,至五十歲以后完全節操者,題請旌這是沿襲明代法律規定,幾乎一字不改表。” 地照搬執行。雍正進一步放寬條件:“若節婦年逾四十而身故者,守節已歷十五載以上,也可旌表。”同治時期又放寬到六年。政府不斷縮短守節年限,降低旌表門檻,目的就是用物質和精神雙重力量感召婦女守節到底。旌表門檻也不斷降低,甚至對傳統觀點也有所突破。例如,即使婦女不幸被奸污,但只要反抗到底亦可被旌表。康熙十一年(1672年)再次議準,“強奸不從,以至身死之烈婦照節婦例旌表”。到了嘉慶八年(1803年)又復準:“向例凡婦女強奸不從而被殺者,皆予旌表,其猝遇強暴竟被奸污,雖始終不屈,仍復見戕,則例不旌表;揆情度理,無不偏枯。嗣后強奸已成本婦被殺之案,如兇手在兩人以上,則顯然孱弱難支,當略其被污之跡,原其抗節之心,應與強奸不從因而被殺者,一體旌表;倘兇手僅止一人,則當詳究被奸之婦,有無捆縛 康熙與嘉情形。被奸之時,有無別生枝節?”慶時期,對婦女在守節期間倘若不幸遭到奸人強暴也做了詳細規定,如果并非通奸,且是在婦女奮力反抗仍寡不敵眾以死還清白后,仍可以對其進行旌表。嘉慶時期的復準,甚至對婦女被強暴的詳細過程進行了規定,幾乎細化到了所能考慮到的細節,并根據結果掂量是否對其予以表彰。這些規定仍充滿了諸多偽善,守節婦女若不幸被強暴,要得到政府的旌表,其后果自然是非死即殘。但另一方面表明,清政府在前代政策上進一步放寬旌表范圍,降低旌表的標準。婦女被強暴一事,在前代不論何種原因是不會被旌表的,清政府此舉是希望解決守節婦女的生活困難,在物質給她們提供幫助,以達到維護社會穩定,維持封建倫理道德的目的。

  然而,事實上“盡管清政府的旌表口子愈開愈大,但仍有很多人被拒之門外。被旌表的婦女多集中在有錢有勢范圍里,一般貧苦無依者因摸不著申請門路,特別是無法滿足胥吏和各級官員的需索,只有放棄這種榮耀。受旌者地域分布也不平衡,經濟文化發達的中心地區占比大,邊疆和偏遠貧困地區人數少”。這更進一步揭示了清政府所謂旌表活動僅僅只是個幌子而已。全國這么大,真正堅持守節的婦女可能終身默默無聞,地方官員也不會去仔細一一核查。旌表所帶來的物質利益,反而成為消息靈通、有權有勢家庭競相爭奪的“至高榮譽”。大戶人家早早得知消息,且很熟悉申報流程,而一般貧寒人家以及偏遠地區的人家,不僅消息來源不暢,加之地方官員趁機敲詐勒索,使她們被迫放棄申報。也有婦女終身守節,卻并不清楚政府還有旌表一說,消息渠道是否暢通也影響著婦女能否受旌表。

  清政府的旌表對寡婦而言,不僅是獲得物質的獎勵和精神的安慰,還對整個宗族而言還是莫大光榮。因此,當宗族婦女失去丈夫時,宗族主要成員便會干涉婦女婚姻選擇,力主她們選擇守節。如果婦女堅持改嫁,宗族勢力會對她們進行嚴厲懲治。有學者通過分析相關資料后認為:“社會普遍視‘寡婦再醮’或‘改適’為可恥的價值取向,清代一般族譜編修者大多把此類事件視為家丑而不予登錄。”這反映了如果寡婦堅持改嫁,宗族族譜便會將她除名,不再認同她是家族的一員,還會將此事作為一種莫大恥辱而不予記載,給改嫁婦女很大的精神壓力。清代中期,修纂族譜、家譜是一個大家庭的重要事件,往往由家族德高望重的長輩負責修纂。能夠修纂宗譜、家譜的家族,本身就表明其不是默默無聞的普通人家。族譜不僅記載男性家庭成員的人生事跡,也會記載女性成員的人生經歷。筆者查閱部分明清時期四川地區家譜后,發現族譜里面記載的女性成員事跡,一般除了交代其生卒年月及生育子女情況外,還對其忠貞賢良以及甘于忍受守寡寂寞、支撐家庭的行為表示稱頌。對于有諸如改嫁等“劣跡”的宗族婦女,便會將其從族譜上消掉。族譜反映家族歷經數百年的人丁興旺以及挖掘優秀家族成員的事跡。因此,在編纂時會刻意摒棄不利于宗族榮譽的事跡,其客觀真實性也就大打折扣。在《王船山家譜》中,有學者發現:“在整個王家男女喪偶比例相差不大,然而男性再婚總數卻是女性的六倍,甚至有四娶的。女性再嫁不僅數量少,十六代之前就沒有一個女性再嫁過。《家譜》對此津津樂道,引為本族驕傲。”安徽地區的寡婦再嫁人們都想設法羞辱她,不讓她從正門出,不讓轎子靠近宅院。寡婦出門后,光著腳蒙著頭,向人們乞求讓路,小孩子也跟著起哄。在這種社會壓力下,除了下層社會婦女迫于生計仍有再嫁者外,中上層社會再嫁者已寥寥無幾。如果再嫁的婦女出身世家大族,那么她的家族將會為此蒙上巨大的羞辱,這也成為婦女個人承受不起的精神壓力。

  清代中期,民間還有一種自梳女的反抗:“清代中期,珠三角地區部分婦女為了逃避包辦婚姻,免受三從四德之苦,繁縟婚俗之害,便犧牲夫婦人倫之樂,壓抑人性,扭曲心理,達一種消極,反抗。”自梳女的現象反映了下層婦女既不認同父母包辦婚姻,也不接受家長干涉自己的婚姻。她們將頭發梳起,表明終身不嫁的態度。實際上,這是婦女反抗不公平婚姻方式的一種扭曲行為。

  當時有的學者便以此提出了對婦女婚姻選擇應該立足其自身實際情況出發。清代學者錢泳認為,寡婦再嫁與否應該“視門戶之大小家。而之貧富,推理揆理,度德量力而行之”不能像道學家那樣劃分一定標準。錢泳既不反對婦女守節,也不反對婦女改嫁,但前提是根據自身條件和意愿決定。當然,在那個時代這種對喪夫婦女再婚自由的主張僅局限在理論上。不過“在人們甚囂塵上的倡導婦女從一守節的同時,社會上也存在著一股要求婦女再嫁的強大壓力,因為人們總是不能擺脫現實只沉湎于某種道德說教中”。這個觀點應用于下層家庭婦女的婚姻選擇是較為恰當的。畢竟,道德的說教在現實面前就顯得蒼白,精神的控制也僅是在經濟基礎富足的前提之下才會發揮出巨大威力。在現實窘境的逼迫下,下層婦女出于自身的需求以及家庭成員的生計考量,改嫁成為她們婚姻的主要選擇方式。

  結語

  通過綜合分析寡居婦女再婚選擇所面臨來自政府律令以及宗族家庭等方面的影響,將中央與地方法令和家規對比結合研究,從中發現盡管寡居婦女受到種種因素影響與制約,呈現出再婚選擇兩種不同的方式:被迫守節與被迫改嫁并存。這里產生了一個疑惑:如果單純從搜集的史料分析來看,被迫守節與被迫改嫁似乎是兩個不同階層所面臨的矛盾,即被迫守節多出自于上層婦女的選擇,她們因為受到儒家禮教較深以及為了宗族榮譽和顧及家庭影響而選擇從一而終,終身為亡夫守節;下層婦女又因受教育程度較低,受到儒家禮教影響不大,她們更直接面對的是經濟來源無法保障家庭維系的現實。故即使有守節的意愿,也往往在家人的規勸甚至強迫之下改嫁。這看似是兩種不同境況,不同階層所選擇各自的婚姻方式,但再進一步研究會發現,這兩種寡居婦女所要選擇的婚姻方式并不是互相平行毫無關聯的。守節也會存在于部分下層婦女中,改嫁同樣也會發生在上層婦女中。更為重要的是,盡管國家有明文規定要求婦女堅持守節,并且以旌表的方式加以獎勵,但國家同樣也保護改嫁婦女的合法權益,不允許任何勢力干涉她們的改嫁權利,對于婦女是否改嫁抑或守節持一種聽之任之的態度。這里就產生了一個在國家律例層面上的困境:如果國家僅僅是使用精神加物質的鼓勵倡導婦女守節,卻不對婦女改嫁做出任何強制規定,這樣便使得人們對國家有關政令的執行力產生懷疑。

  在國家層面上,本文列舉分析清代中期相關法令以及皇帝對婦女婚姻問題發表的“上諭”。通過對國家律令的研究發現,正式的成文法律對婦女婚姻問題并未有明文嚴格的規定。相反,來自于皇帝的口諭卻占據了大量的篇幅。封建時代,皇帝的口諭往往就是法律法規,具有很強的執行力,古代法律體系中有明文規定的律法,也有很多諸如像皇帝頒布的口諭。但不論是國家律法,還是皇帝口諭,在很多時候是相互抵觸、互相矛盾的。例如,前文所述清中期法律曾嚴格禁止婦女改嫁,但律法卻又規定“凡婦人夫亡之后,愿守節志者聽。欲改嫁者,母家給還財禮,準其領回”。

  楊毅豐

  ( 西南科技大學 政治學院,四川 綿陽 621000)

學術參考網:http://www.qfkih.com.cn/fx/mf/142196.html

上一篇:改革開放以來民法學的理論轉型

下一篇:高溫津貼的法律適用問題探討

相關標簽:
彩巴巴彩票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