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巴巴彩票官网|91彩客彩票官网
歡迎來到學術參考發表網

改革開放以來民法學的理論轉型

發布時間:2015-12-03 16:21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以市場化為目標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入和社會主義法治的恢復與發展,中國民法學在服務于改革實踐的過程中,不僅獲得了繁榮發展,而且也逐漸實現著自身的理論轉型。在這一理論轉型過程中,中國民法學逐漸擺脫了前蘇聯社會主義民法學的影響,積極吸收大陸法系傳統私法理論的素養,并借鑒某些英美法的因素,初步形成了以私法理念為基礎的民法學理論體系。

  1978年1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標志著中國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新的時代的開啟。改革開放帶給中國社會的是全方位的歷史性變革,不僅經濟體制在變,法律制度在變,人們的意識形態和思想觀念也在變。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中國民法學也在發生著巨大的變化。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國的改革開放呈現出一種市場化的目標取向。從農村的聯產承包制改革到城市的國有企業改革,從計劃為主市場為輔到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國逐漸擺脫了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市場經濟得到逐步發展,市場化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與此同時,鑒于建國后到文革期間社會法制慘遭破壞的歷史教訓,更是由于市場化的改革對法制的需求,社會主義法制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到1997中共十五大確立“依法治國”的方略,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建設尤其是反映市場化改革要求的私法體系建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正是在這市場化和法制化的歷史背景下,中國民法學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

  總體來說,這一時期中國民法學的變化呈現出一種較為明顯的具有“回歸”色彩的理論轉型,即中國民法學者在因應市場化改革的過程中,積極探索市場化改革過程中提出的實踐和理論問題,逐漸擺脫了前蘇聯民法學的理論影響,擺脫了階級斗爭和意識形態的理論桎梏,重新審視西方民法學理論并積極加以借鑒和吸收(主要是大陸法系的民法學理論,也包括某些英美法的理論),與傳統民法學保持著理論上的淵源聯系。當代中國民法學的這種理論轉型現象或可歸納為“羅馬法在中國的復興。

  一、 摒棄階級斗爭的理論,積極借鑒和吸收西方民法學

  以階級斗爭的眼光看待社會主義民法學與西方民法學并把二者對立起來,是前蘇俄以及中國直至改革開放之初民法學的一個基本特點。

  改革開放以后,隨著我國市場化改革的不斷深入和對社會主義法制的重新認識,客觀上需要我們拋棄僵化的極具意識形態色彩的階級斗爭理論,轉而客觀地理性地對待人類社會的一切法律文明,包括源自于古代羅馬法的西方國家民商法及民法學理論。

  早在改革開放之初,民法學界在與經濟法學界就調整對象問題展開的論戰中,就從羅馬法以來的西方民法發展的歷史中得到啟發,闡述了民法與商品經濟的內在關系,從而為界定民法調整的社會關系尋找理論依據。人們認為,民法是反映商品經濟關系并為商品經濟關系服務的,在古代羅馬,產生了“商品生產者社會的第一個世界性法律”,即羅馬私法,“它對單商品生產所有者的一切本質的法律關系(如買主與賣主,債權人和債務人、契約、債務等等)作了“無比明確的規定”;在近代資本主義社會,商品經濟占據了統治地位,產生了“法蘭西民法典這樣典型的資產階級的法典”(恩格斯語)〔2〕。盡管當時法學界關于法的本質問題剛剛開始討論,法的階級性理論以及階級斗爭的思維方式仍然充斥著法學的教科書,民法學界對羅馬法以來西方國家民法的認知還必須仰賴于革命導師的個別結論,從革命導師的個別結論那里找到支撐自己觀點的根據;但是,這至少表明,在探索中國民法在國家法律體系中的地位問題上,中國民法學界已經把羅馬法以來的西方國家民法作為借鑒和參照的對象,而非簡單批判的對象。

  1984年,法律出版社出版了江平先生的《西方國家民商法概要》。雖然該書仍不免還帶有某種程度的意識形態色彩,仍然強調社會主義民商法與資本主義民商法之間存在著本質的區別,研究西方民商法必須揭露其為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的反動本質;但是作者對西方國家的民商法律制度作了較為全面、系統的介紹,對研究和借鑒西方民商法表現出更加積極且理性的態度。該書是建國后第一部系統介紹西方國家民商法制度的著作,成了當時諸多法學院系的學生乃教師了解西方國家民商法的主要讀物之一。在闡述研究西方民商法的意義時,作者指出:“新中國成立以來,長期忽視法學的深入研究,民法科學在法學中更是薄弱環節。對西方國家民法和商法的了解和研究則是一個巨大的空白點。民法是上層建筑領域內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由經濟基礎決定的。但它作為相對獨立的一個法律部門,也有其自己的發生、發展和變化的歷史。我國古代雖然也有各種民事法律關系,但是現代民法的體系和各種制度則來自歐洲。我們要深入研究我國的民法,就要了解各項民事制度發生和發展的歷史,而西方資產階級民商法則是民法各項制度歷史發展中極其重要的一個階段。”“我們也可以說,沒有羅馬法、沒有法國民法典、德國民法典這樣一些資本主義國家的民法,也就沒有現代社會主義的民法。不研究羅馬法,不研究資本主義國家的民法,也就不能很好地了解我們今天的民法。”〔3〕作者還指出“民法和商法所調整的是商品關系”,社會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都是商品生產的社會”,商品關系“必然有其共同的規律,這些規律是不能以人的意志而改變的,反映在民法規范上就有一些共同的東西,可以借鑒的東西”。〔4〕針對當時包括民法學界在內的中國法學界存在的對西方國家采取簡單否定態度的現象,作者也提出了批評意見,作者指出,即便是批判和揭示西方國家民商法的本質,“也必須深入了解才能批判得深透,單憑痛罵是不夠的”。

  此外,《拿破侖法典(法國民法典)》(李浩培譯,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德國民法典》(上海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譯,法律出版社1984年版)、《日本民法》(曹為、王書江譯,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以及英國學者P.S.阿蒂亞的《合同法概論》(程正康等譯,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等先后翻譯出版;《羅馬法》(謝邦宇主編,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和《羅馬法概要》(江平、米健著,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先后出版;臺灣學者的民法學論著(最為重要的是史尚寬先生的民法系列著作〔6〕)也以“內部參考、批判使用”的名義印行;諸多高校或研究機構圖書館館藏的民國時期大量的民商法著作(如胡長清先生的民法系列)得以重新開放借閱。這些著述與譯著成為當時中國學者從事民法教學和理論研究必備的參考書,學者們正是通過這些著述,了解和吸收包括羅馬法在內的西方民法學的理論素養,以豐富中國民法學的理論內涵。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民法學界對待西方民法學的主流觀點批判和借鑒,仍然帶有一定程度的意識形態色彩。然而,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尤其是1992年中共十四大確立市場經濟體制后,中國民法學界對待西方民法學的態度就更加理性了,借鑒和吸收西方民法學的素養成為民法學研究的主流。學者們不再小心翼翼地按照以往社會主義民法學固有的思維方式和套路,先給西方民法學來個“資產階級法學”的定性,先做一番簡要的批判,以表明譯作者的階級立場,而是坦然地承認西方民法及其民法學對于中國法制和法學發展的意義。因此,無論是翻譯還是介紹西方民法學,譯著者的態度都十分的積極和理性。這一點在江平先生90年代后期為其主持翻譯的“外國法律文庫”(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所作的序中表達得十分明確。他說:“50年代末以后的20多年間,我國法制建設歷經坎坷。那時,像羅馬法這類洋貨,不僅是奢侈品,簡直可以說是違禁品。‘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法制建設與法學教育逐漸走上正軌。十多年來,在我所在的大學里,羅馬法、西方民商法以及比較法等都成了深受學生歡迎的課程。在立法方面,每制定一項法律都廣泛搜集國外立法資料,博采眾長,以求符合中國實際情況,又順應國際潮流。”這也是中國民法學者乃至整個法學界對待西方國家法律制度及其法學的普遍心態。

  隨著意識形態的轉變,更是基于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以及法學教育與研究的需求,90年代中后期以來,翻譯和介紹西方民商法的譯著蔚然成風。在法典翻譯方面,不僅出版了法、德、日民法典新的譯本,還翻譯出版了法、德、日的商法典。意大利民法典、瑞士民法典、荷蘭民法典、阿爾及利亞民法典、阿根廷民法典、加拿大魁北克民法典、智利民法典等也得以翻譯出版。在翻譯西方學者的民商法著作方面,“外國法律文庫”(江平主編,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羅馬法研究翻譯系列”(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當代德國法學名著”(米健主持,法律出版社)、“外國法學名著:我妻榮民法講義”(中國法制出版社)等譯叢包含著大量的外國民法學者的論著。90年代以來,還陸續出版了一些中國學者完成的外國民法論著,如《大陸法國家民法典研究》(謝懷)、《當代德國物權法》(孫憲忠)、《現代法國合同法》(尹田)、《現代法國物權法》(尹田)、《日本侵權行為法》(于敏)、《現代英美董事責任研究》(張民安)、《法國不動產擔保物權研究》(于海涌)、《德國民法總論》(陳衛佐)、《英國侵權法》(胡雪梅)等。上述眾多的譯著中,米健教授主持的“當代德國法學名著”推出的德國民法學者卡爾·拉倫茨的《德國民法通論》(上下冊)(王曉曄等譯)、迪特爾·梅迪庫斯的《德國民法總論》、海因·克茨的《歐洲合同法》(上卷)(周忠海等譯)、鮑爾、施蒂爾納的《德國物權法》(上、下冊)等堪稱民法學精品,其對中國民法學者的影響最大。它們已成為民法研究必須的參考書和民商法專業研究生的必讀書目。拉倫茨、梅迪庫斯等德國學者的見解被中國民法學者廣泛引注,只要是稍有學術分量的民法學論著,幾乎到了“言必稱”梅迪庫斯或拉倫茨的程度。如果說在改革開放之初,人們總是以革命導師的論斷作為民法立論的依據,那么今天的民法學者則常常從德國學者的論著那里尋找解決民法學問題的靈感和依據。

  與外國民法譯著可以相媲美的是臺灣地區民法學者的論著在大陸地區公開出版,如蘇永欽教授的《走入新世紀的私法自治》、《民事立法與公私法的接軌》、鄭玉波先生的《民法債編總論》(陳榮隆修訂)、林誠二教授的《民法理論與問題研究》、《債法總論》、謝在全教授的《民法物權論》(上、下冊)、黃立教授的《民法總則》、曾世雄教授的《損害賠償法原理》、楊楨教授的《英美契約法》等多達數十種。其中,最具影響力的當屬王澤鑒先生的《法律思維與民法實例》、《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全8冊)及其系列民法教材,尤其是《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系列以其清新的研究風格,受到大陸民法學者的高度評價,〔8〕更受到法科學生的追捧,〔9〕王澤鑒先生也因此成為在大陸地區最具學術影響力的臺灣學者,被譽為“海峽兩岸當代民法第一人”。

  借鑒和吸收西方民法學的理論素養,構成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民法學發展與繁榮的主要知識來源。這主要表現在:第一,許多社會主義民法學基本上不涉及的民法問題,如法人人格否認理論、意思表示構成原理、締約過失責任、物權和物權行為理論、物權法定主義和公示公信主義、格式條款問題、合同附隨義務、合同情勢變遷原則、預期違約責任問題、債的保全(代位權、撤銷權)、不安抗辯權、安全注意義務、保護第三人合同、關聯合同、責任競合或請求權競合等,紛紛進入民法學者的視野,進入民法教科書,并且在借鑒和吸收西方民法學的基礎上取得豐碩的研究成果。第二,許多停留在教科書層面的基礎理論問題,如請求權、抗辯權、形成權、期待權、民事能力、法律行為、歸責原則、損害賠償、時效、違約責任等等,在借鑒和吸收西方民法學的基礎上得到理論深化,出版了大量的專題研究著作,使得諸多民法基礎理論問題從“知其然”逐步發展到“知其所以然”。第三,上述西方國家民法學者和我國臺灣地區民法學者的理論成果不僅成為中國大陸民法學者進行民法專題研究的重要理論支撐,而且紛紛進入民法教科書,構成了民法教科書知識體系的重要部分。進入新世紀后出版的民法教科書,大多都能看到“拉倫茨”、“梅迪庫斯”、“我妻榮”、“星野英一”、“山本敬三”、“史尚寬”、“王澤鑒”、“蘇永欽”等學者的名字。“波蒂埃”(法國)、“薩維尼”(德國)、“耶林”(德國)、“弗盧梅”(德國)等學者及其著述對于中國民法學界來說,也不再陌生。第四,更為明顯的是在民法學論著和教科書中,在階級斗爭的理論影響下形成的把社會主義民法及民法學理論和西方國家民法及民法學理論對立起來的理論風格,逐漸被淡化直至徹底清除,民法學研究中存在的一切以革命導師的論斷為依據的“言必稱馬列”的現象也逐漸消失。在90年代后期以來出版的民法學論著和教科書中,學者在闡釋民法理論問題時,也已經出現了“言必稱羅馬”、動輒引述法德日立法例和學說的理論現象。從“言必稱馬列”到“言必稱羅馬”,是改革開放以來民法學理論轉型的重要標志之一。

  柳經緯

學術參考網:http://www.qfkih.com.cn/fx/mf/142195.html

上一篇:法律應用能力培養中的教師定位

下一篇:清代中期影響婦女再婚的多重因素

相關標簽:
彩巴巴彩票官网 老虎机使用 时时彩倍投计算器 足彩总进球数稳赚不赔 时时彩1000期历史开奖 河内5分彩彩全天计划软件 重庆时时彩2017版本 时时彩和官方串通证据 北京pk10五码分析技巧 pk10龙虎稳赢计划 广东时时交流群 时时彩后三包胆买法 欢乐生肖规则 杀3停1输5赢6什么意思 买双色球彩票有技巧和窍门 即时篮球比分 双面盘彩票下载